提起手枪队，天津上年纪的老人们几乎没有不知道的。神出鬼没，无所不能，让津城百姓拍手称快，让奸敌伪特闻风丧胆，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冀中军区地下军手枪队。
踏过雨后泥泞的道路，穿过正在施工的现场，河西区下瓦房保(宝)和里大楼出现在面前。在一个楼栋过道中间，两个醒目的牌子映入眼帘。88岁的尚双凯老人指着其中的一块牌子向记者介绍，上面书写的地下军手枪队总联络站当时就设在保和里，而他就是当年的联络员及手枪队队员。
当年领导手枪队在天津开展武装斗争的，是一位名叫耿长林的年轻人。本报记者见到了提供手枪队线索的耿志华老人，他展示了其父———耿长林生前的部分回忆材料，也正是通过这些材料，才解开了关于手枪队中鲜为人知的历史谜团。
把握机会打入特务队
“我秘密潜入‘义侠队’”
1943年以后的天津，敌我较量进入攻坚阶段。由于河运、铁路经常遭到八路军、武工队的袭击破坏，日本侵略军决定在天津组织一支“义侠队”，雇佣肯为日军卖命的地痞流氓保卫沿线安全并刺探我方情报，而日本人看中的，则是天津当时的一个混混王士海。
“王士海接到日军让他组织‘义侠队’的命令，不但没高兴，反而害怕了。”尚双凯说，“别看王士海嘴上说效忠皇军，可心里却是另有主意。当时手枪队的厉害尽人皆知，打汉奸打日寇闹得天津的日伪心惊胆战，他也不想被我们干掉。所以，偷偷派人四下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想找条后路。”
古立中，这个被王士海视为亲信的人偷偷找到了尚双凯，有意无意地透露出王士海的心思，同时还提到了两个天津地下手枪队领导人姓名。“当时我看透了他的心思，没有正面回答。把他应付走后，暗地将这件事报告了长林。他一听，立时来了主意，让我约古立中出来面谈。”
耿长林的回忆录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天津到处有共产党。”耿长林开门见山地说道。随后耿长林又将我党的政策向古立中进行了说明，同时表示，只要不真心帮鬼子干事，八路军可以优待。随后，古立中将这些话转告了王士海，他这才敢组织“义侠队”。
尚双凯告诉记者：“王士海组织‘义侠队’后，长林派我也参加了进去，一面用这个身份刺探敌人情报，同时也负责监视王士海。‘义侠队’是日军点名组建的，同时给这个队伍的成员颁发特殊证件，不但伪军不敢拦，就连日军看了也要放行。由于古立中负责经办这个证件，长林命令我偷偷办了许多假‘义侠队’证件，供手枪队队员使用。在办完第一个假证件后，长林为了试试是否管用，自己拿着证件去闯关试验，没想到，把守卡子口的日本兵一看，立刻立正敬礼，嘴里喊着‘大大太君’。回来后，长林把事情一说，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前仰后合。以后，通过这些证件，我们的队员多次平安出入天津，从来没有发生意外。”
装扮老板巧计运粮食
“我们把日本人唬蒙了”
“地下手枪队的行踪令敌人琢磨不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多数都是本地人，耳目灵通，如果没有叛徒出卖，即使在敌人眼皮底下也不会暴露。”尚双凯老人告诉记者。地下手枪队一方面搞武装斗争，一方面还要为解放区输送生产生活物资，在敌占区看管极严的稻谷和食盐，成了手枪队主要的目标。
“按照长林的部署，我们曾经偷运了大量的稻谷和食盐向解放区输送。”尚双凯老人说，“一次，长林带我们小队到汉沽‘购买’稻谷，长林和赵英杰(打入特务机关的地下工作者)扮成两个老板，身着华丽的服装，而且两人还当着日本商人的面，用日语交谈。赵英杰的公开身份是特务机关的翻译，而长林在抗日斗争中也学了不少日语，两个人一唱一和把日本商人搞得晕头转向，再加上赵英杰从中连蒙带唬，很快就完成了交易。当时汉沽有一个日本的机关，日本人把我们让到机关里，又是点烟又是奉茶，直到天黑我们装完船离开。顺着子牙河运到文安王家口的中转站，我们才撤回天津。回到天津后得知，我们走后不久日本商人发觉不对，通知了日本驻军，但由于我们中途几次换船，才没有被追到。那一次是最刺激的一次运粮经历。”
偷运食盐全靠假证明
“我这个‘敌特’挺管用”
与运粮的经历相比，尚双凯老人的运盐故事更富有传奇色彩。
“第二小队的队长叫肖宝钟，公开身份是小刘庄码头的脚行头儿，运盐是由他组织大车人力，我负责押运。1944年冬天，我在河北盐坨利用关系拉了几十车的食盐，一路向静海方向前进。在起运时，我告诉赶车的：‘在市里谁敢拦车，你们就用鞭子抽。’到西站附近时，一个伪警察在前面拦车，被赶车的一鞭子抽在脸上。我从后面闻声赶来，掏出‘义侠队’的证明并大声训斥道：‘你眼瞎了？义侠队执行任务你也敢拦？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差了？’伪警察赶忙向我赔不是。随后，我掏出一点钱扔给他说：‘看你办事挺认真，这次不追究了，拿着钱看病去。’伪警察像得了大赦似的赶紧躲到了一旁。当夜，大车队到了当城的卡子口，出了当城，就有我们的部队接应了。但这里驻扎着一个排的伪军，硬冲是冲不过去的。我拿着假的运盐证明找到里面的伪排长，用大话把他镇住，让大车进了卡子。临出关时，伪军还帮着起出埋在出口的地雷。到了指定地点，由接应部队将食盐安全运回了解放区。”
与普通的走私相比，尚双凯老人所做的全都是掉脑袋的事。“万一被敌人发现怎么办？”记者问道，“要是真发现了那也没有可说的，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拼命呗。”老老人对于过去生死经历的诠释，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而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念，造就了手枪队的威名。
胆大心细车船运军火
“日本人‘帮’了大忙”
手枪队进入天津后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为解放区筹集武器。“在刚刚组建时，手枪队的武器多数靠‘下’敌人的武器获得，自己的武器充足后，又为解放区部队筹集。‘日本’的关系在搞武器中作用不小。”耿长林在回忆录这样描述。
所谓“日本”关系，就是在驻津日本人中反战同盟人员。通过赵英杰的介绍，耿长林认识了柏林、长泽勇、木洛林等日本人，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日军的后勤人员，管理军械库。通过深入交往，彼此取得了信任，于是耿长林交给他们任务———搞枪支子弹。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古立中身穿伪军服装，找到日本花园(今新华路多伦道附近)日军军用仓库的川岛，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转身闪进了仓库。不一会儿，古立中背着沉甸甸的一个麻袋走了出来，一辆“恰好”经过的大车被伪军临时征用，向远处驶去。赶车人正是耿长林，麻袋中是200多斤的机枪子弹。
与日常的少量运输比较，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那次抢运武器，可谓盛况空前。日本投降以后，受我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小白楼附近挂出招牌，准备接收。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争夺天津的意图十分明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动撤离。在撤离之前，由地下手枪队协助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武器运输。赵英杰找到柏林等人，提出抢运武器的想法，然后商定办法后，由柏林等人带领手枪队成员进入军械库，大摇大摆地将成箱的武器搬运上车。“汽车装了30多辆和6个对漕大船。汽车运输有日本兵押运，汽车上架着机枪，手枪队员埋伏在车上，注意动静。在通过最后一道卡子口时，敌人要阻拦，被我一枪击毙，随后枪声大作，冲了出去，到第六埠后押运的日军才撤回。”耿长林在回忆录这样描述当年这段情况。负责水路抢运任务的尚双凯，经过紧张的行程，也平安到达指定地点。
回忆起那段往事，尚双凯老人仿佛又恢复了当年的英气。“手枪队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可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武装，渗透到天津的各个阶层，从敌伪宪特到街头小贩，几乎都有自己的成员。”
手枪队队长智除叛徒
耿志华告诉记者：“解放后，父亲曾经给我讲过当年的一些经历，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当年追捕叛徒刘老四的那件事。1944年，一个绰号叫刘老四的人叛变，他利用掌握的情况，给日伪报信，天津、北京部分地下党被捕，于是上级组织命令我父亲锄掉刘老四。接受命令后，我父亲派人偷偷跟踪刘老四。摸清他的行动规律后，我父亲从第五小队队长李秀芬那儿拿了一支勃郎宁手枪，埋伏到下瓦房附近。那天下午，刘老四又到下瓦房一带活动，我父亲从背后悄悄跟上去，见四外没有敌人，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一搂刘老四，右手从口袋中掏枪便打。听见撞针响，刘老四一闭眼，原以为死定了。谁想到，手枪的撞针没撞击到位，反而将撞针撞断了。我父亲一愣，刘老四趁这个机会挣脱，撒丫子跑进一百米开外的一个派出所。我父亲从后面追到时，刘老四已经跑了进去，一边跑一边喊救命。派出所的伪警察一见我父亲气势汹汹地追过来，吓得把大门一关，从里面反锁上不敢出来。我父亲用脚用力向大门踹了好几脚，想冲进去但没踹开，又见到放哨的同志发出警报，这才转身离去。”
过了些日子，一个特务将八路军地下采购员在天津的货物扣下私吞，其中有一部分烟土。于是，耿长林派同是特务身份的队员杜金鹏带人到他家搜查，搜出了烟土。当时私藏烟土也是重罪，杜金鹏告诉他如果想活命，就说是刘老四存放的。结果，敌人将刘老四抓了起来，用以毒攻毒的办法解决了叛徒。
手枪队到底有多少人？
耿志华老人告诉记者，耿长林1923年出生在河北任邱县，1941年调到天津津南支队手枪队、武工队，1944年担任地下手枪队队长直到天津解放。由于英勇善战，刚过20岁的他便成为了老百姓传说中的抗日英雄。通过建立地下组织，发展了数百名手枪队的忠实队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回忆材料中，耿长林第一次公开了当时手枪队的组织机构：共有11个小队，分布在天津市郊的各个区域。其中，有9个小队的队长有真名实姓，但另外两个小队的负责人却没有记录。“按照我父亲的记忆和工作作风，另外两个小队的负责人不可能被遗忘，肯定是某种原因当时不能透露。”
而尚双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个推断的合理性：“耿长林是我的内弟，同时也是我的领导，当时我是第一小队的队长兼联络员，长林直接给我下命令，然后我再组织自己的队员行动。除了我以外，很少有队员认识长林，而我也不知道其他小队的情况。当年手枪队的队员大多每人配备一把二十响匣子枪，有几个神枪手还能左右开弓使双枪。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的枪支弹药根本不是希罕物，仅在市内我们就有好几个武器储藏点。”
不过，两位老人通过耿长林的回忆以及亲身经历，每个小队负责人至少带领几十人，总的人数应该在二三百人以上。有事协同作战，无事各自隐蔽，用各种身份在天津搜集敌人的情报。（记者 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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