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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27日晚，天津城里一片安宁，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响起后，地接京畿的天津尤为受到清政府的“照顾”，各种检查不时地出现，晚上百姓们早早地就锁了大门，街上空荡荡的，毫无生气。
在大经路上打更的更夫正紧缩着身体，腋下别着灯笼慢慢地走着。“今天晚上比平时冷，也想早点到天亮啊。”他心里想着，虽然这个愿望是那样的遥远，因为他刚刚开始今天的工作。远远地，他望见了直隶总督衙门口那忽明忽暗的灯火，轻声地说：“哎，官老爷们都睡了，他们可不知道这夜里有多冷啊。”这时，从他路过的一个小院里传出了自鸣钟那特有的报时声，“当，当，当……”整整敲了十下，“哎，又要敲梆子了。”他正把插在袖口里的手拿出来，准备敲梆子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把他震的头发晕眼发花，整个人顺势就坐在了地上，“这是怎么了，什么声音啊？”正当他慢慢清醒的时候，发现离直隶总督衙门不远的一间木厂里，燃起了熊熊大火，刚才那声“轰”的巨响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刚回过神的他，正准备喊人救火的时候，眼前的一幕又再次让他惊呆了。只见百十个身着新军军服，腰系白色布带的军人，正提着枪向总督衙门冲过去，在不时闪动的火光下，他看清楚了，这些军人虽然穿着新军的军服，但是却少了一个与新军一样的东西，就是后脑上那根长长的辫子。代替它的就是紧贴在后脑上的齐耳短发。“革命党！”更夫大张着的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太突然了，太快了，他已经忘记了呼喊。
这时，直隶总督衙门的守军也发现了这一群来者不善的人马，马上就鸣枪警告，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颗颗带着革命火焰的子弹，守军经过短暂的慌乱后，开始了有组织的还击，驻扎在衙门附近的清军也开始向总督衙门靠拢。渐渐地，人数不多的革命军开始处于下风……
这一幕，并不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传说，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天津历史上的一件事，只是就像突然爆发一样，革命的火焰也很快地被前来镇压的清军扑灭了。这就是———天津起义。
响应革命图起义
津城力量大联合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人心振奋，革命党积极筹划在天津采取行动，以此声援南方，迅速取得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全面胜利。
天津文史馆馆员杨大辛先生告诉记者，武昌起义爆发后，天津的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除共和会、铁血会外，还有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北方共和团等等，革命气氛相当浓厚，各派政治力量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原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胡鄂公，1911年春南下到上海，又辗转去南昌、开封、汉口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汉口，马上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水陆总指挥。不久，北京同盟会要求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胡鄂公北上，加快北方革命的步伐；经军政府议决，派胡鄂公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往天津主持北方革命，并拨款1万元作为办公费用。同年11月20日，胡鄂公经上海北上抵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到天津以后，立即与白毓昆(白雅雨)、胡伯寅(胡宪)、孙谏声、陈之骥等革命党人接头，策划在京、津、保、滦、通各地进行革命活动的步骤。自此，北方的革命有了新的开展。
12月2日，胡鄂公以鄂军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北洋医学堂召集京、津、保、滦、石(石家庄)等地的革命党人五十余人开会，讨论集中统一指挥北方革命力量问题。会议决定设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在京、津、保、滦、通、石各地分设总指挥处。总指挥由鄂军代表胡鄂公兼任，下设秘书处及参谋、军事、交通、联络四部，以熊得山为秘书长，孙谏声为参谋部长，陈涛为军事部长，白毓昆为交通部长，吴若龙为联络部长。各地指挥处分别成立司令部，指挥各地区的起义行动。北方武装起义之举，已经迫在眉睫。
虽然先于天津起义的声势浩大的滦州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却没有浇灭革命的火焰，天津起义仍在紧张的策划当中。
成立起义司令部
兵分九路攻督府
起义、暗杀行动的接连失败，使北方革命面临着紧急关头。这一期间，南方的革命军内部的妥协势力越来越膨胀。他们慑于袁世凯表面力量的强大，不惜以让出最高统治权为条件，借袁世凯的手，迫使清帝退位。当时，孙中山在和平妥协派的包围之下，不得不表示辞去临时总统职务；但他明确表示：“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北伐”，坚持了保卫共和制度的坚定立场。
1月初，胡鄂公从天津经秦皇岛乘船南下，10日抵上海后，曾与沪军都督陈其美会晤。陈告诉胡：孙中山正在积极规划北伐，希望北方采取武装行动加以配合。胡到南京后，与陆军总军长黄兴到总统府见孙中山，孙明确表示“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当场命黄兴从陆军拨给北方经费20万元。很明显，孙中山先生是寄希望于北方的武装起义。
胡鄂公北返天津后，于1月27日在法租界老西开召开了北方革命协会和团体代表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鄂公传达了去南京见孙中山的情况，然后讨论建立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推举了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至于起义的时间，最后议定：“事关军事机密，应由北方总司令部决定。”当日下午，北方革命协会在法租界吉祥里14号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天津起义及京、保、通各地响应的步骤，确定于1月29日夜12时举事。计划分为9路军，一直围攻直隶总督衙门，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练公所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机关、桥梁、铁路道口等，一部分清军及巡警经过策动在起义后可以响应；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对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津军都督府的各部部长人选，也一一做了安排。
部署停当以后，立即开始制作起义之旗帜、襟章、臂缠标志，对各路军分发枪械炸弹，写文告及译写致各国领属照会，紧张地忙了一夜。
两个酒鬼误大事
醉眼迷离看错时
1月29日，预定的起义日期来到。根据事先的安排，由同情中国革命的一个姓谷村的日本人及担任翻译的王一民两个人负责燃放信号炮。
“然而，历史在这里又上演了一个让人无奈的悲剧。”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罗澍伟告诉记者，这一天的晚上，谷村和王一民在执行任务前痛饮一番，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才出发，潜伏于总督衙门附近的一家木厂内等待时间。至10时，邻院的时钟误打了12下，谷村看了下自己的夜光表，却看错了长短针，忙说：“时间到了！”马上就要求王一民去点燃信号弹。在点火时，王一民还因为一时着急竟将谷村当场炸死。
由于过早地发出了信号，各路队伍一时措手不及，有的聚集不全，有的被迫仓促行动，因而原部署全部被打乱，结果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第一司令姜赐卿纠集各路队伍120余人，集中力量攻打督署，却遇到清军的强烈抵抗并包围。在战斗中，第七路司令林少甫、第九路司令韩佐治相继战死；姜赐卿下令突围退却，第八路司令何南屏又在掩护退却中牺牲，姜赐卿也受重伤，攻占督署的举动宣告失败。其他各路军亦均失利，死难多人。天津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革命团体解散
北方运动渐消
另据记载，2月9日晚间，胡鄂公接到吴若龙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清帝已决定于2月12日退位，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继任总统，这个消息使天津革命党人非常懊丧，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却是南北妥协。
2月14日，孙中山提出辞去临时总统职务。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胡鄂公有鉴于此，便于17日召集北方各团体会议，决定北方革命协会、北方革命总司令部及所属之各地总司令部、总指挥部以及各革命团体，自即日起一律宣布解散。
其后不久，汪精卫又受袁世凯之命，携带20万元前来天津，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开会，借口清帝退位，革命目的已经达到，宣布各团体一律解散，其成员除参加同盟会者以外，一律资遣回籍。至此，轰轰烈烈的北方革命运动就烟消云散了。
天津北方革命策源地
杨大辛告诉记者，天津地接京畿，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工商辐辏，交通畅达，是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辛亥革命时期，天津也是革命党人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就曾派廖仲恺北上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取得联系，以争取国际正义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赞助。后来，孙中山再次派廖仲恺北上，途经天津去东北进行活动。
天津同盟会始建于何时，没有确切的记载，仅见到早期女革命家刘清扬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辛亥年间，经人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天津同盟会的领导并不健全，组织很散漫，当然没有严密的纪律和计划性，但凭人们的爱国热情，分别集合一些小集团进行活动。天津同盟会的会址，是在法国租界老西开的广场东面，有一些矮小的平房，里面住着一位领导负责人，名叫胡伯寅，是河南人，年约40岁左右，日本留学生。就由他个人与大家取得联系，指导大家的活动，并无任何经济支援，大家参加革命是出于主动自愿的。”
这些叙述虽然简略，但却具体说明了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在天津已经建立组织并开展了活动。
1909年，保定的一些青年学生联络北京、天津共同发起建立“共和会”的组织。发起人是保定农业学堂的胡新三(后改名为鄂公)、熊得山等。共和会于1909年11月间在保定莲池书院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参加者除北京、天津、保定的代表外，还有清军第6镇的爱国士兵。转年5月16日在保定西南郊外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天津代表覃秉清、江元吉、龚善支参加。大会对开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及建立各地分会、支部组织等，都做了部署。
共和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京、津、保等地的革命斗争。共和会号召青年学生“断发”，即剪去清朝统治的标志———辫子，一时成为革命风尚。（记者 王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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