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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6月26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这条征婚广告在从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中，杀出一条“血路”———青年男女不再是被“忽略不计”的当事人，也终于开始拥有了自己选择伴侣的权利……
“某女，24岁，1.60米，本科学历，貌美肤白，温柔体贴，个性开朗，欲求……的男子为伴”。这样的征婚广告，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走进婚姻介绍所，随处可见。如今的人们，对直率地寻求伴侣已经习以为常，而在100多年前，这样的广告就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
财貌无关人要好 刊登广告自征婚
1902年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的这则征婚广告颇有新意：“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人，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来信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
这位“南清志士”的择偶标准，无疑也一领时代之潮流，反映了当时的先进人士对理想女性的看法。广告中，没有“有房有车，月薪8000”的炫耀，也没有了对民族、门第、外貌甚至于年龄诸多样肤浅的要求，他所求的只是志同道合、心灵相契。
据天津图书馆民国研究室王向峰介绍，征婚广告并没有就此完结，继“南清志士”之后，通过广告征婚者间而有之。1905年，留日学生王建善刊登了一则题为《通信结婚法敬告女同志》的征婚广告，颇引世人注目。王建善在广告中先表达了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男女自由交往并不太可行，通过通信的方式结识以至结婚，倒不失为明智之举。他宣布“创法请自我始”，并将通信地址公布于众，声明，“信到，誓不示他人”。
王建善初登广告，本来是为自己征婚。很快收到回音后，他又一次刊登广告，这一次，倒像是有意推广这一方法了。广告中言：“此法由男女先行通信，各抒衷曲，徐议订婚是也。自将此法登报后，竟有与仆通信者，足见斯道不孤。男女配合，以专为贵，故须守一夫一妻主义。然择偶之际，不妨多其途以求之。如有女同志愿与余通信者，请奋自由之勇气，幸勿以怯懦自阻。”
结婚证书破旧例 婚庆典礼有演讲
在民间收藏家韩英的家中，记者看到了民国时期统一格式的结婚证书，样子类似古代的奏折。淡黄色的硬纸面正中，竖题四个红色大字“结婚证书”，下方印着“天津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制”。展开“奏折”，映入眼帘的或是盘旋的龙凤、或是并蒂的百合、或是戏水的鸳鸯……都是为了取个成双成对、百年好合的吉利。
据韩英介绍，与旧式婚礼有明显区别的，除了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就是演说。演说多半是针对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发表一番言论，有为一种新事物鸣锣开道的意思。因此，演说者，都是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名流。
《大公报》于1901年报道的一场题为《文明结婚》的婚礼上，演说者为该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演说词中有：“夫妇之道，最重爱情。有此种真精神以固于其间，则百年和合，永无反目之虞。我国数千年来，婚姻一事，专听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其祸之烈，不可胜言……且我国结婚一事，繁文缛节，虚浮滥费，举皆无益……”在这则报道中，还专门记录了新郎新娘互戴结婚戒指的细节：“仿泰西通俗，互将戒指戴于手上。”大概中国人戴结婚戒指的风俗，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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