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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华展示清代女子节日服装
红袄
每到春节，仿佛只有新衣、新帽、新鞋子，才能满足这几天的灯火阑珊。林林总总的新式服装成了春节前的热销货，回首过去的岁月，当年过年的时髦服装犹如一瓶醇香的美酒，不经意间使人有了一丝满足的醉意。踏进收藏家何志华的家，满屋的春节情调不禁让人产生很久未有的兴奋，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到底该怎么过一直萦绕在记者的心头。不合时宜的老例儿自当忘却，但新生的过年习惯却多少让人摸不到头脑，只有走进何志华这套不大的单元房，才又将习惯于现代都市的人，重新领回了从前的时光。
春节该穿什么样的服装？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先辈们，他们过年的盛装该是怎样？何志华用积攒了40多年的收藏，讲述了天津服装近300年的变化。业内人士将何志华称为“清代服饰收藏家”，其实，除了清代的服装服饰，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典型服装，他都精心保留着。
受家里的条件所限，何志华的宝贝收藏平时全部锁在箱子、柜子中，他自豪地说：“我收藏的上千件服装，平时都放在箱子、柜子里，外人看来散乱无章的旧衣服，只有我知道它们是按不同种类存着的，如果找哪一个式样，随手打开一个箱子，准能找到。”
清代男子：长袍马褂标准像
受家庭影响，何志华至今仍然喜欢中式服装，正是这种爱好，才使他用40多年的工夫收藏了上千件的传统服装。他拿起一件青色的马褂，轻轻打开，一件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服装展现在记者眼前。“清朝时期的这件马褂可是过年时不可缺少的行头，长袍马褂是男人的身份象征，马褂罩在长袍之外，做工、材质、图案、点缀不可或缺。清代的马褂与民国后的马褂名称虽一样，但款式却有了强烈的变化。马褂作为外用，有单、夹、皮、棉、纱几种不同做法，一般采用石青、绀(gàn，略微带红的黑色)色、黑色等较素的颜色，习惯上不用亮纱原料。清初马褂采用天蓝色，清末深绛(赤、大红)最流行，民国时期流行浅驼颜色。
春节期间，北方正值寒冬，作为外套功能的马褂自然以皮棉为主，马褂有对襟(中间系扣)、大襟(右侧系扣)和琵琶襟(上下与右侧系扣)等几种式样。按衣襟区别，对襟马褂是礼服，右大襟镶黑边饰的马褂是常服，而缺襟马褂，就是行服。马褂的特点是比较肥大，特别是袖子，总是肥得可以容下一条大腿。清代与民国时期，马褂的区别除流行色不同外，最主要的区别是袖子的长短。内行人从马褂袖子的长短可以断定马褂的时代，影视剧中清代人穿民国马褂的破绽，就是这样产生的。”满族人以骑射著称，在林海雪原策马驰骋，必须有足以挡风御寒的服装，而上下身连成一体的掩襟长袍，上可遮挡胸前背后，下可盖住两腿，左右开衩又便于上下马匹，窄袍袖在射箭时灵活利落，又可以套上坎肩、马褂，接上护手的毛皮“袖头”(清代演变成宫服上的箭袖，俗称“马蹄袖”)，无一不是适应当时环境和生活特点的结果。由于它确实比明朝服饰简便实用，很快就被汉人男子接受，直至民国年间仍是男人最普遍的中式便装。官员绅商、文人墨客穿着体面大方，农村的车老板等常出门在外的人冬天穿棉袍仍是为了御寒。“过年期间，长袍马褂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成了实用的代表性服装。”何志华说。
女子：红裤红袄一团火
天津人性格直爽，喜欢热闹，逢年过节就是图个红火劲儿，大姑娘，小媳妇，小女孩儿，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身红装。家里窗花是红的、窗帘是红的，甚至台布、桌椅帷子都是红的，天津人爱红色的习俗，有人说这是“妈祖文化”的传统，有人说这是天津人的习性，无论哪个，都能反映天津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向上的精神。在何志华展示的清代妇女服装中，红色成为了主色调。只有上了年纪的老婆婆，才将服装的颜色选得素雅、庄重一些。
“清朝时期，妇女服饰形成满、汉服饰并存的情况。满族妇女以长袍(旗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以上衣下裙为时尚。嘉庆、道光以后，镶有花边的衣衫趋于窄小，长度也明显缩短。下身除穿裙外，里面也要穿裤子的，但裤子多为小裤管，裤口镶有花边，并用腿带子将裤口扎紧。宽口裤子要是穿出家门被人看见，会被人笑话。一则是认为不检点，二来因为过去冬天取暖多用炭炉或煤炉，室内为了通风，不得不将门窗留些缝隙，冷风会从缝隙吹进室内，用中医的眼光看，这样风邪会入侵体内，用腿带子将裤口绑好不失为良策。从光绪年间起，由于穿裤子行走做事更方便，妇女穿裙的逐渐减少。过年时，穿着红色裤、袄的妇女多了起来。”何志华说。
民国女子：旗袍改良显婀娜
汉族女子穿旗袍，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清朝满族妇女的袍子有一个从简朴向华丽变化的过程。乾隆以后，皇帝后妃和八旗贵族女眷的袍子，不仅面料讲究，而且身前背后都装饰着彩绣、平金的花卉、蝴蝶、彩凤、福寿等图案，襟口、袖口、下摆、开衩等边缘的“绦子”有织有绣，越镶越多；在式样上也有所改变，最明显的是袖子由窄变宽，靠袖口的里子绷上一尺多宽的绣花缎片，空的时候翻卷过来露在外面，称为“大挽袖”，颇显华丽富贵之气。这样漂亮的服装，不能不引起汉族女子的羡慕，但不“在旗”人家的妇女，无论家里有多少钱，也不能穿这种“高档”服饰上街。其原因不仅是制度、风尚方面的限制，还在于她们的“三寸金莲”比不得旗人妇女穿高底儿鞋的大脚，穿上袍子也美不起来。因此，那时的旗袍确是“名副其实”。
何志华介绍：“民国以后，特别是192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旗袍才真正在妇女中普及。先是一些照相馆有了旗装照相的业务，很多非旗籍妇女也去试个新鲜。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女学生、女记者等‘摩登女性’开始，把旗袍作为时装穿上了街。经她们领导潮流，追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到三四十年代进入极盛时期，旗袍成为中国妇女的最普遍服装。不过，民国以后时装旗袍已对清末‘旗女’所穿的‘老古董’作了许多改变：中国妇女的服装，在裁制时多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妇女有了‘曲线美’的意识，一改传统习惯开始将衣服裁制得称身适体，这种服装不仅装有垫肩、硬领，而且放大了胸裥。领子的样式、制作的方法和合用的面料等，也都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旗袍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转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无法再低时，索性穿起无领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袖，长过手腕；时而又流行短袖，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曾经流行长式，走起路来衣边扫地；后来又改为短式，短至膝盖，甚至将大腿露出。那个时代的妇女，冬天当然也会穿上鲜艳的棉旗袍，但也有穿着短袖棉旗袍出门的，不过她们会披上一件保暖的斗篷，遮挡住凛冽的寒风，成为当时时髦女性的流行穿着。虽然旗袍这几年有些‘重温旧梦’，但斗篷却始终回不到往日的辉煌。”
男子：西服革履吹洋风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的第一年，新政府就将西服与中式的长袍马褂并列为官定“礼服”，如此一来，与世界接轨多时的天津，立时成为西式服装的T型台，燕尾服、西装、高顶帽又成为了过年的新宠。就像如今的赶时髦一样，与洋人接触，穿西装成了新的规矩。即使一些老派的大家庭，主人外出也都换上西装以示庄重，回到家再换回长袍马褂。
当年最有名的西装裁缝都来自宁波，被称为“红帮裁缝”。何志华介绍说，上个世纪20年代小白楼一带专售洋酒罐头、日用杂品的商店有裕恩永、祥泰义、福兴太、大昌和等，裕恩永初设在英租界中街南端，由于业务兴旺，后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增设分店，在分店对过有独特的小商店天香室，经理曹天佑是上海人，这个商店以经营针头线脑(小百货)驰名于小白楼。像天香室所出售的商品，在过去是肩挑木提盒、手摇小鼓串巷的小贩才卖的，而有门面的座商干针线买卖的还是少有的。所卖的针全由德商世昌洋行进口，早年做西装、军服、制服的一级技师，有小白楼江夏里的何庆昌、法租界的王阿明，都是宁波人。何庆昌做西装手工精细，完全合乎于英国绅士派，合体大方。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制服一律由何庆昌包做，故而他和工部局关系密切，每当他出门坐包月车上街，英国巡捕见他都行礼以表尊敬。为什么把宁波裁缝称为“红帮裁缝”，这里还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古时中国以天朝自居，西洋外国被称为“外番”、“红毛国”，所以制作西洋服装的中国裁缝就被称为了“红帮裁缝”。不过，何庆昌等著名西装裁缝的手艺确实高超，虽然当时没有商标的概念，但何庆昌的名字就是一个最好的商标，许多新潮人士以穿着何庆昌制作的西服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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