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代婚书还是民国年间或新中国的婚书,皆为婚俗婚规的反映,是婚姻的证信物。婚书对于研究家庭、社会、历史、文化诸方面都很重要,这是韩英热心于婚书集藏的原因。
“‘文革’后期我上小学时,偶然翻得父亲的一本集邮册,里面花花绿绿的邮票让我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那里面不全是邮票,其中有一种叫‘税票’的东西。一天晚上,外祖父从柜子里面取出一卷烂纸告诉我这是地契,买卖房屋时需要贴上‘税票’。还有两张红纸,这是结婚时的凭证,上面也要贴这东西。看完后,外祖父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外人讲。这为我日后的收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韩英的收藏嗜好深受父亲的影响。“1980年我上高中时,和几个同学搞起了邮票、税票的收藏。随着税票藏品的增加,婚书也越来越多。”
1989年韩英去浙江,到武进县和收藏界的朋友见面,并带去自己收藏的160张婚书。在藏友家韩英看到了精美的苏钟,并用100张婚书换回了四座苏钟。这一换,却留下永远的遗憾。距今435年的明代合同婚书、距今358年的清代天赐良缘婚书、距今151年的清代“典妻契”,以及民国年间的“卖妻契”、“休书”都一去不复返。“虽然把那些比较珍贵的婚书换掉了,但天津的婚书我留下来了,留给了这座有600年历史的城市,我将永远保留它。”韩英虽有些后悔,但却很庆幸,有关天津的“婚姻史”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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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目前收藏最早的“结婚证书” |
“现在我收藏有300多件婚书,其中以天津婚书的年代最完整。最早的几张婚书为清康熙年间三色细黄里婚书、乾隆年间双色细绿里婚书、同治年间无里合同婚书、光绪年间无里婚书。通过这些婚书我发现,从同治七年以后,天津的婚书上才出现了‘冰人’(媒婆)的名字,以前的婚书里根本没有‘冰人’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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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同治七年的婚书上不但叠写着合同二字,还首次出现了冰人(媒婆)的名字。 |
据他介绍,民国时期的婚书,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最早的、由政府(社会局)颁发的订婚证书、结婚证书,印刷图案艳丽精美。
在他收藏的婚书中,从尺寸看最长的近半米、最小的10厘米。从材质上看,有丝绸的、绢质的、纸质的、布质的。从形状上看,有画轴式的、书本式的、层叠式的。从图案和字体上看,有手绘的、胶印的、油印的、铅印的、木印的、石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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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婚书的“婚书筒” |
收藏婚书的同时,他也注重收藏和婚书有关的东西,如婚帖、收礼账簿,算命先生的“请八字”或“请庚”,婚礼仪式单,清代印结婚请柬用的石质、木质、象牙、牛角的印模,中式、西式结婚照片,旧时新郎新娘结婚用衣、大红喜字,西式结婚的彩车车票,以及旧时母亲放在女儿嫁妆里的“压箱底儿”……(杜建雄 王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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