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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的第三次移民高潮，是近代以后。其特点是，不仅移民外埠人，而且移民外国人。主要原因是：近代以后，各业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天津被迫开埠后，租界的建立，外国人纷纷涌入，比如英租界开辟之初，人数不过20人；到1913年增加到6366人(其中外国人1989人)。河北新区开发，使城区扩大，增加了3万人。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载，当时天津城乡人口为198724人。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据天津警务总局统计，天津城厢内外人口456275人；4乡382村，人口384263人；租界人口68023人。城厢及租界合计人口524298人。这就是说，从明初至清末500年间，天津城市移民人口增加到了50多万。
与天津城同岁的一些家族，见证了天津城市发展的沧桑巨变。举例如下：
例一，天津梅氏。第一世梅满儿，于明永乐二年天津建城时来天津，任天津右卫指挥使。梅满儿是梅殷的曾孙辈，梅殷是明太祖朱元璋二女儿的丈夫，在16位驸马中，最受朱元璋宠爱。梅满儿原名梅满，梅满儿是朱元璋的赐名，因官天津右卫指挥使，遂入卫籍。据民国二十年(1931)《天津县新志》载，梅满儿的后代为：二世梅长茂(宣德朝)、三世梅宪(景泰朝)、四世梅瑞符(成化朝)、五世梅济(弘治朝)、六世梅定甲(嘉靖朝)、七世梅鼐(嘉靖朝)、八世梅嘉实(隆庆朝)、九世梅时(万历朝)、十世梅友松(泰昌、天启朝)、十一世梅守成(泰昌、天启朝)、十二世梅应武(崇祯朝)，以上十二世皆袭任指挥使。
入清以后，梅氏一族由习武改为习文，造就了不少名人。十二世“应”字辈的梅应卜，生子梅开运(十三世)；曾孙梅履端(十五世)，娶水西庄书画名家朱岷之女为妻；履端之子梅成栋(十六世)，是天津著名诗人，在水西庄组织梅花诗社，倡立辅仁书院，与诗人崔旭并称“燕南二俊”；成栋之子梅宝璐(小树，十七世)，诗文俱佳，昔日曾题天津鼓楼的著名抱柱联。
民国后，梅氏一族更是名人辈出。据1996年1月编《天津梅氏祖谱》记载，在津的梅氏有四支：一支在河北区宁园附近居住，由“曾”字辈梅曾源开始；第二支在河北原意租界居住；第三支在红桥区小伙巷居住；第四支在红桥区梅家胡同居住，后迁至南开区西门里板桥胡同，从“汝”字辈开始。接下来顺序为：“茂”、“曾”、“贻”字辈。梅曾臣有五子：贻琦、贻瑞、贻琳、贻潘、贻宝，侄子贻珩等，都是名人。“贻”字辈之下是“祖”字辈，子女更多。我岳母是梅祖贞，2002年11月30日故去，享年93岁。据她回忆，梅贻珩称“梅三爷”，梅贻琦称“梅五爷”，贻琦上学时与周总理关系密切，经常在梅家读书到深夜，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夫人韩咏华受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热情接待。
例二，宁河县造甲城冯氏。明永乐二年，冯胜之子辈奉旨北迁燕谷，有的落居今宁河县造甲城，占水草地土为盐灶户。冯胜之孙辈维重、维敏、维健、维讷，维重生子保民，保民生子琦，琦生子“隆”字辈隆春、隆万、隆卉等7兄弟，是冯胜的五世孙，隆耀生子江、全、表、鑑，都是造甲城冯氏家族成员，其后人传承至今。冯胜，原籍安徽凤阳。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之时，随其渡江，以后多立战功，封为宋国公。《明史·冯胜列传》、《明右史略》都有对冯胜的记载。前两年，我到辽宁参观时，还在一座古庙中见到了冯胜的巨幅壁画像。朱元璋年老多疑，怀疑冯胜家藏匿良马兵械，于洪武二十八年(1396)将冯赐死。冯胜的诸子也不可嗣其封爵。今宁河县造甲城镇北面“大坟山子”，仍保存有明清时期300余座古墓，并立有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墓碑一方。据考证，此墓群就是冯胜第五代孙冯隆耀及其子孙之墓。
城市发展的标志，不仅是面积的扩大、功能的完善、高楼的增多，更主要的是人流的剧增、人气的旺盛。城市人口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是城市发展的本原力。天津作为移民城市，较少保守思想、地域观念和传统偏见，能够兼容并蓄各个地方的特点，达到优势互补；天津人热情豪爽，慷慨大方的燕赵之风，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津移民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天津人文荟萃，精于鉴赏，使包括戏剧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要在天津的舞台上有出色的表演；天津是我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城市，思想解放，敢于创新，许多事物，都是首先在天津发祥。近代天津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很多重要事件都在天津发生。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遗存很多，品位较高，特点鲜明，很多遗存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近代中国看天津”。这是天津的城市品牌，也是历史上天津迅速崛起的重要基因。(郭凤岐)
郭凤岐，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天津市地方志学会会长。创作影视剧10部，其中电影《书剑恩仇录》获国际奖；理论专著有《方志论评》、《志苑杂纂》等；总主编《天津通志》70多部分志、近亿字；编审天津区县志17部、30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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