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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在明清时期是运河北端新兴的商业城市，而其商业地位的奠定却是在13世纪后半叶的元代。尽管当时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但循海路而来的“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然后才能到达北京。元人张翥作诗说：“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这些充街塞巷的商品，其中一部分用于本地消费，而大部分要由直沽转运到周边地区；从这时起，海洋成了她成长的襁褓。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故事，1343年，元王朝的盐运司借运送官盐为名，任意在直沽拦截商船，并向船上的商人索取重贿，结果商船“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踊贵”，可见这时直沽的商业枢纽地位，对首都和周边地区来说已经是多么重要了。
明王朝迁都北京后，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日增一日，但是首都的日常消费不会仅限于粮食，因此从明朝中叶开始，制订了允许漕船附载“土宜”而免征税钞的规定，由此带来了南北货流的畅通：“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天津地近北京，又有河海通津的便利，可以“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致商贾云集，市廛鳞次，名虽为卫，实则“一大都会所莫能过”。
到了清代，里河运粮的规模更大，对漕船携带南北土特产品的规定也愈来愈宽松，漕船竟成为变相的商队，运河则成为了繁忙的商路，促使天津发展成为“蓟北繁华第一城”，正所谓“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从元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三岔河口西南的南运河南岸和海河西岸，即北门外北大关两侧的商业街和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宫南和宫北大街一带，到了清代已成为天津城外的“环城开衢”，因为这一带一直是南北运河与海河的停船码头。如北大关以南的北门里大街，以北的河北大街，以东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侯家后、归贾胡同，以西的针市街等等，都是各类货栈和商店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集中了天津的金店、银楼、首饰楼、绸缎庄、皮货店、鞋帽店、百货店、钟表店、药店、饭庄、茶叶铺、海货店、糕点店、南味店、鱼行、鸡鸭行等等；当时，各帮商人如闽粤潮帮、宁波帮、山西帮、山东帮、南宫冀州帮等都在这一带建有自己的会馆。宫南、宫北大街则集中了天津众多的钱庄、票号、银号、土产杂货、竹木制品、纸张文具、民间工艺品等等，成为传统时期天津城市的经济中心区。
“三北”地区的商贸中心
19世纪60年代以前，天津作为水旱码头城市，鱼盐产销兴旺，商业贸易繁荣；但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是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开埠以后则不同了，由于被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旋涡，旧城市中蕴藏的经济火花点燃了新城市的发展之火，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天津便由一座“府县同城”级别的城市，快速成长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尤其是在港口贸易的发展方面，被外国人认为是天津“潜在的力量”，“来日的发展自不待言”。
当年，海河上游的所有码头都设在上游两岸，对外贸易额与日俱增，促使天津很快发展成为华北、东北、西北等地的贸易口岸，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业品从天津输往“三北”和内蒙古地区。天津在开埠后的迅速发展，代表了“三北”地区被卷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程度。
与此同时，各种具有竞争力的西方机器产品，越来越多地通过天津口岸输往“三北”各地，而“三北”地区特有的农副产品也因出口需求的大量增加而不断得到开发。以洋布而论，天津的年进口量很快超过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洋布集散中心。仅山西一地，每年要有300多名布商来天津采购。有人计算，当时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供直隶、山西两省每人缝制三件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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