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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首家安装电话
聊天中，崔大哥说有一件事是最让他感到自豪的，那就是在老城厢，崔家虽不是什么大家，但却是“科技先进家庭”———“我们家是老城厢第一批安装公用电话的。”
“那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家安上了公用电话，在当时，那可了不得，有几家能有电话呀。安装电话的当天，不少人都跑来我家看稀罕货。”崔大哥说，不仅是电话稀罕，现在看来，当时的话费收取标准也特别奇怪———不论打多长时间，都收2分钱。
公用电话安上了，看电话的任务就落在了崔大哥爷爷的身上，老爷子一个人又得守着电话，还得给人送电话，那叫一个忙活。崔大哥说，当年老爷子觉得最惬意的一件事就是能有人拿起电话就聊上大半天，尽管说多长时间都是2分钱，但老爷子觉着轻松———往那一坐，茶水一喝，管他呢。相比而言，虽然给人送电话是4分钱，比打电话多挣2分钱，那老爷子也不愿意，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不说，关键是总丢钱。钱盒子就放在窗口，老爷子一走，家门口的不少小孩就伸手掏钱。最后老爷子只好拿退休金往里垫钱去交电话费，最后无奈，只好将公用电话转了出去。
“科技先进家庭”是当上了，钱却赔了不少，崔大哥说有意思，也说这事“有嚼头儿”，“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有时都笑，当时如果我在的话，肯定用相机拍下来，自己留着。”不过，在“有嚼头儿”的同时，崔大哥也有些许遗憾，遗憾当年没能把那部电话留下来，没能将那段历史搬回新家。
门牌故事串起历史
崔大哥说，他收集了200多个老城厢的老门牌，也收集了200多个关于门牌的故事，这些故事尽管都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但却串起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老城厢的理解。通过自己研究以及查找资料，崔大哥发现，老城厢胡同名中，最有趣的是它的随意性。
“帽刘胡同在老城厢西南，为南北走向的胡同。这条胡同就得名于清末时这里住了一名姓刘的男子，而这名男子又以制作官帽出名，被人们称作‘帽刘’，所以胡同就以他的简称命名了。”崔大哥说，河北大街附近的斗店胡同也有自己的一段历史，由于天津的“斗店”实际上就是粮食批发栈，而这条胡同里恰巧就有一家“斗店”，所以一来二去，“斗店胡同”的名字也就叫响了。再譬如，狭小的就叫耳朵眼胡同、弯曲的叫六道弯胡同、胡同里有棵大树的就叫大树胡同、对着水沟的就叫大水沟胡同、邻近摆渡的就叫摆渡口胡同、出门对着桥的就叫桥口胡同、毗邻窝棚的就叫窝棚胡同……胡同的名字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就被人们叫开了，也成为了人们交往、通信的标志。
崔大哥从资料上了解到，天津“胡同”的出现，大概是明朝年间的事。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它的名称上也留下了沧桑痕迹和历史情怀。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要给它起名。而且当年胡同的命名是比较随意的，既不用专家反复论证，也不必申报审批注册。
胡同的名称从明清开始一直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成标牌挂在胡同口上，那是民国后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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