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麻花的制作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至今天法机械化——这就是“拧”。
无论有多少根白条或麻条,不“拧”不成麻花。劲大了“拧”死,或小了“拧”不成“花”。越是把面和硬,然后又用手搓软了,“拧”出的麻花越好吃!往何机械再加上电脑操控,也拿捏不好这股劲;由硬到软,由软到,柔韧适度,或松或紧,松松紧紧,松紧得当,完全凭制作者的感觉,靠手指的灵动。
“拧”好的生麻花下锅后,下面炸熟了要翻个,在翻个的过程中麻花最容易折断或破碎。两只筷子只能顺着麻花“拧”成的方向,方能顺利地把麻花翻过来,一下筷子与麻花的“拧”劲相反了,麻花必断……
处理人际关系又向尝不是如此?
一个集体也如同一个麻花,处处时时都离不开“拧”和“顺”的功夫。
十几年前,“桂发祥”要大生产急需一笔贷款,在市里解不了,李辉忠志就京顶着早晨上班的铃声找到商业部,以为在刚一上班的时候容易找得到负责人。这让国家大机关的人好不惊讶,一个地方上基层麻花店人竟敢跑到部里来要贷款?可按有关规定又不能说这样做不对……人家只好自诉他负责发放贷款的处长不在。李辉忠再问多万人家也不讲,还有些不耐烦,他就在处长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等候。到中午,部里的干部们都休息,也劝李辉忠去吃饭,他很干脆地说不吃,如果离开后处长回来怎么办?一直等到傍晚快下班,看样子见不到处长他要在这走廊里永远等下去了!有人被感动,告诉他处长在一个会议上,他急忙又赶到宾馆。由于想要贷款的人太多,处长躲在房间里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李辉忠无计可施,只能照方吃药还是坐在门外等候,处长反正不能老呆在房于里,总会有开门的时候。到半夜两点钟,其他等着想见处长的人早就散去啦.处长也以为外面不会再有人了,在屋子里憋闷了一整天想出来透透风,一开门看见了形神疲惫的李辉忠……
铁石肝肠也动心,何况处长还是个老实负责任的人——否则,他手里有钱有权,不到酒席宴上去“挥斥方遒”,干嘛要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受洋罪?处长果然见多识广,把李辉忠让进房间,详细听了他的汇报,看了规划书,当即就批准了他的贷款。
李辉忠“拧”来了货款,也“拧”紧了麻花公司的人心。
销售员高仁立,到一个陌生地区的食品店销“桂发祥”食品遭到拒绝,他就不声不响地给这家食品后义务打工,装货卸货,拖地洗车,专拣苦活、累活和脏活干,一个星期干下来感动了食品店的经理,同意把“桂发祥”的系列食品摆上柜台试试。这一试可就撤不下来了,因为大受欢迎,销售额逐月上升。仅高仁立一个人每年的销售额就达到300多万元。被这样的“高额销售员”“桂发祥”有11名。
如今是“开放搞活”的年代,人们的心眼活泛了,流动性也增大了,有些名声很大的企业突然间垮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留不住有本事的人。春节期间由于“桂发祥”的产品供不叵求,公司答应给一个专卖店的货没有及时送到贸,负责这个专卖店的一位“高额销售员”一气之下提出了辞职,以他的本事,无论地自己还是别的人都队为他自己干也能发财。面对这种情势,最容易出现的局面是激火——强大的“桂发祥”公司,少了谁也不怕!当今社会只有你想进一个好单位人家不要,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个单位会拦住一个想跳槽的人,如今连总统辞职都不怕了。如果这样一炝火,那就有一拍两散啦。李辉忠不希望出跳槽的人,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找到了那位销售员,先肯定对方着急上火是为了工作,是出于责任感,不仅情有可原,而且值得尊敬。然后掰开揉碎了摆出自己的想法:你辞职去单干也许会发财,但也不排除有很大的凤险,因为你身后不再有“桂发祥”这个大招牌作后盾了。留在“桂发祥”也许一时不如单干拿钱多,但牢靠、长久,综合考虑你未必会吃亏。请你跟家里人仔细商量一下,如果还是执意要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阻拦。
—要顺着劲“拧”,不能反着劲掰断。
第二天,那位销售员的妻子找到李辉忠,哭着请求公司留住她文夫。也就在这时候那位位售员突发心脏病,医院想采用刚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为其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费是3万元——在那个时候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李辉忠说,只要能救人,别说是3万,就是30万公司也出!对一个想跳糟的人能有这样的态度,往哪儿找去!公司一下这样的决心,一叫板,医院反倒害怕了,因为那种手术只是要钱有把握,能救人的把握极小……最后还是采取了传统保守”还真就救了那位销售员的命,至今还活得欢蹦乱跳,仍然是“桂发祥”高额销售员。“桂发祥”的牌子是人创出来的,如果能挖走“桂发祥”的人,还愁做不出“桂发祥”的麻花吗?竞争对手和一切想发麻花财的人,第一个想要挖到手的就是刘绍明--这个人被尊为“十八街麻花的第二代传人”。每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要人想吃麻花、多数是由他亲自上案子。1.8米长的大麻花就是出自他的手,他还老是叫喊太忙了,要是有闲工夫就炸个3米长的麻花让你们看
刘绍明自14岁从河北黄骅来到天津学徒,至今“拧”麻花已经“拧”了50多年。有一年春节期间麻花脱销,刘绍明带领一个10人小组。一昼夜做了2500斤面的麻花,把徒弟累得坐在地上哭:对不起,我实在是干不动啦!刘绍明那一年已经是快50多岁的人了,但仍然有一膀子好力气,他比小青年们只有干得多不会干得少,因为甚为不屑:年轻轻的,累了就说累也用不着哭啊!怎么有哭的劲就没有干活的劲呢?
大凡身怀绝技的人,往往都有古怪的一面。他年轻的时候一门心思学手艺,不顾家,待上一把年纪感到老婆孩子亲了,再想把家属接到天津却又难乎其难了。“文化大革命”砸“四旧”时把“桂发祥”的招牌也给砸了,刘绍明对自己的手艺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绝望,竟然向当时的头头提出,希望被遣送回老家!“桂发祥”的字号当时虽然被认为是“四旧”,但刘绍明身上的技术因被认为还有用,没有放他走。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家乡河北的饮食公司把他请到石家庄,一位领导人物问他;从现在起到蹬腿闭眼,你还能再挣下十万块吗?在场的老乡们以那个时候的观念和他当时的收人帮着算了算,他下半辈子还真挣不了十万啦。领当即表态:到咱省里来干吧,一次性先给你十万安家费,把老婆孩子都接到石家庄,给房子,全部解决城市户口.这条件不能说不优厚,在当今商品社会人入都变得很实惠,有多少人还能顶得住金钱的诱惑?许多头头脑脑在快退休的时候还忍不住要捞一把哪!何况刘绍明如果想要这笔钱,还是合理合法、光明正大的。可地拔拉拨拉脑袋,几乎是没有讲什么理由就返回了天津。1992年,“桂发祥”公司不知用什么手段,居然把他的老伴和两个尚未结婚的孩子一块都改成城市户口,接到天津,分了房子,给安排了满意的工作。如今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公司不让地走,被聘为技术顾问,当做“活宝贝”一般敬着。我问他:现在是不是心满意足了?他却叹了一口气:咳,人哪有满足的时候呀?过去两地分居,什么时候见了什么时候亲。现在天天在一块儿了,倒嫌我脑袋一沾枕头就打呼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