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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宝堂坚持抗日被害
1936年，刘豁轩因身体等原因，辞去《益世报》职务，到燕京大学任教。报社改由李渡三负责。李是亲日分子，《益世报》在其主持下走了样，国人大为不满。又因在事务上与雷鸣远产生龃龉，雷多次让李辞职，李不听。1937年6月，雷鸣远在意租界工部局的认可下，派报社教友丁懋昌雇用十几人闯入报社，强行接管《益世报》，并由原《北平晨报》经理、留法学生生宝堂为总经理。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大小报纸纷纷停刊，只有《益世报》仍坚持出版，继续宣传抗日，并拒用日本通讯社稿件。日本军方曾多次恐吓，生宝堂毫不畏惧，雇用报童泅水越过海河到英法租界销售报纸，成为天津沦陷初期市民了解抗日情况的重要来源。
不久，报童被日本宪兵发现杀害。接着生宝堂和秘书师潜叔也遭绑架杀害。1937年8月，《益世报》被迫停刊。
雷鸣远支持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一片抗日声浪中，雷鸣远主张武力抗日。长城抗战时，雷鸣远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还建立了残废军人教养院。
1938年日本占领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后，雷鸣远积极与南京主教于斌联系，为《益世报》复刊积极奔走。同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出版，雷鸣远亲赴报馆祝贺。
抗战期间，雷鸣远还成立了华北战地督导团，深入到晋察冀山区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他因病离开太行山，1944年病逝于重庆。
抗战期间，《益世报》先后在昆明、重庆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浚卿之子刘益之负责筹备《益世报》在天津的复刊工作。通过关系，天津市长张廷谔把和平路上的一所楼房及原东亚印刷厂的设备交给该报。同年12月1日，《益世报》重新在津发行。
天津解放前夕，刘益之南行。
1949年6月报纸最后停刊。
《益世报》虽为教会所办，但宗教色彩并不浓。其存世的30多年时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能从中找到端倪，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刘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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