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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昌 |
当寓公的下野政客，并非悠闲自在，大部分人还想伺机再走上前台北京，去发号施令，去发挥“余热”。但也有人心甘情愿当一回闲云野鹤，安心颐养天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1922年被直系军阀击败下台后，就曾寓居在英租界牛津道一所小洋楼里，做了17年“租界寓公”。
徐世昌的住所是单独一个大院，即现今的新华路255号，楼房系三层，砖木结构，其别致的凹字形陡峭瓦屋顶与弧形欧式观赏露台，相互衬托，具有鲜明的英式别墅建筑特色。室内装修具有中国传统意味，各种设备齐全。院内花木扶疏，景色秀丽。与他“文治总统”的身份十分相称。
徐世昌在天津寓所里，著书立说，诗、书、画一体三面。书房匾题“退耕堂”，辑《退耕堂政书》，明志曰：“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徐氏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徐世昌还是一位精于鉴赏的文物收藏家，如扬州画派启蒙者清初画家八大山人朱耷的《河上画图》写意长卷，是其十分难得的花卉代表作，徐一见倾倒，购藏后钤章秘宝之。如今它已归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成为清人作品的镇馆之宝。
徐世昌喜欢在住宅空地上开畦种菜。每当茶余饭后，他就来到菜畦旁，或亲自指点佣人培植蔬菜，或自己换上短衣，手持锄头，在菜畦中间劳作，并以此为题拍摄照片，题名为“退耕图”。他常吟古诗“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引以自豪。
徐世昌与严修是同年考进士之挚友，徐在寓所多次接待过严修。严修创办南开学校时，徐世昌带头慷慨解囊捐资。张伯岑校长承诺：凡徐家后人入南开毋庸考试。
为了表示厌倦国事，他从不看报，并不许子女在他面前议论国事。“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反常态，每晚睡前让子女读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时局更加关心，并推断蒋介石“纵然有些诺言，也是权宜之计，过后可以不算数”。蒋后来所作所为果然不出其所料。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汉奸王克敏、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多次劝说徐世昌出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不但闭门不见，还痛斥这些败类：贪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晚节不忠。
这一年，日本人在天津游说的不仅是徐世昌一人，还有政治名声不太好而且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但令日本人扼腕的是，此时的曹锟可谓高风亮节。无论是面对日本特务还是汉奸，或是不开大门，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这当是曹锟一生中最为耀眼的亮光。
倪嗣冲
倪嗣冲出身官僚家庭，是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安徽督军。做官后的他由于深知官场内幕，善于钻营，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他的军政生涯中，紧紧追随袁世凯和段祺瑞，可谓北洋派皖系急先锋。但1920年，皖系战败，倪嗣冲辞去安徽军政各职，寓居天津。
和其他寓公不同的是，倪嗣冲是北洋军阀中在天津投资最多的一人。他曾投资金城银行60万元，投资大陆银行10万元。倪嗣冲身边的王郅隆，是天津粮业的权威，在商会中也是个主要人物，对于经营盐务、粮业、银行业均有丰富经验，尤其是在合作运销江南大米、兜售军粮生意中替倪嗣冲捞到了巨额利润。
随着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超额利润大大地吸引了北洋军阀官僚投资于见效快的纺织、食品及化学工业。倪嗣冲也不例外。
天津裕元纱厂是倪投资最多的一个企业，投资额达100余万元，他还投资20余万元在西站开设大丰机器面粉公司，与天津大盐商李颂臣合资设恒益粮号，投资4万元。倪嗣冲还投资中国油漆公司创办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后与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合并，改为丹华火柴公司、生产安全火柴。
财源广进让倪嗣冲在天津频盖寓所。倪嗣冲在津寓所有三处，第一处在原意租界三马路(今河北区进步道)西段南侧，是一幢非常讲究的大楼。第二处在原英租界围墙道(今南京路和平保育院)，原为一座大楼，院内地势宽敞，他又加盖楼房一幢，有假山、凉亭，配以花草树木；甚为幽雅。倪嗣冲很是喜欢这里，自1920年在天津寓居后，就一直住在这里。第三处在原英租界马场道(今儿童医院址)，倪购置地皮后，计划兴建为晚年生活的倪家花园。这第三座住宅仅建成院墙及花房数间，1924年，倪嗣冲便患疯癫病死。他在天津留下的除了他显赫一时的名声，还有来不及享受的万贯家财。(沈沂 杜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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