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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关系，梅殷应当与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还是相当亲近的亲戚。但是，由于争夺皇帝宝座的原因，二人成了政敌，梅殷后来竟死于朱棣之手。朱元璋病危时，将皇太孙朱允炆与梅殷一起叫到床前，先对朱允炆说：“对于燕王(朱棣)，你可不要放松警惕！”然后又对梅殷说：“你是个老诚忠信的人，把幼主托付给你，我也就放心了。”于是把誓书及遗诏授予梅殷，又说：“有人敢于违背誓书、遗诏，你可以代我讨伐他！”言毕即撒手西去。这就是梅殷受命辅保皇太孙的经过。
“朱棣打败朱允炆登上皇帝宝座后，深知梅殷对自己不服，于是逼着宁国公主用血书把梅殷骗回南京，条件是保证梅殷的人身安全。到了永乐三年(1405)冬，某日早朝，梅殷正在过桥，素与梅殷不睦的前军都督谭身、锦衣卫指挥使赵曦派人将梅殷挤于桥下，却诬言梅殷是投水自杀。宁国公主当然对此事看得一清二楚，于是进宫找朱棣算账。朱棣于是厚葬梅殷，梅殷的两位遗孤也都封了官职，以长子梅顺昌为中军都督府签事，次子梅景福为旗守卫指挥使。梅殷的后人梅满儿，被封为天津右卫指挥使。尽管还有一些历史材料不能完全证实梅家在天津的落户足迹，从现有的资料来判断，我们只能说，梅氏落户天津的始祖是梅满儿，而且代代有传人。《天津县新志》有一句比较客观的话，录以待考：梅氏‘原籍江苏武进人，远祖殷，明初尚宁国公主，官驸马都尉。其族有名梅满儿者，官天津右卫指挥使，遂入卫籍。’”罗澍伟教授说，“不过，对于梅满儿与梅殷的这一关系，史学界还有争议，但是，天津梅家起源自梅满儿。”
天津草厂庵梅氏留下成名地
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对于十二世以前的梅家故事，始终了解不多。但到梅氏第十二世(明末清初)中，梅应卜(系卫学的学生)捐建的草厂庵，在天津留下了许多故事。
罗澍伟先生说，草厂庵最初主要是施赈的地方，而且每月两次赈济狱囚，善名远播。入清之后，草厂庵扩建为草厂庵观音大士禅林，成为城东南有名的寺院，香火极盛。每年阴历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寿诞之期，草厂庵照例要摆茶棚，放烟火盒子，以及耍高跷、唱台子戏等等，甚是热闹。
草厂庵与天津近代史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总督袁世凯命道员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最初就设在草厂庵。当时，庵内已有此前不久创办的工艺学堂，因此，草厂庵也可以说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北洋实业”策源地。辛亥革命时期，草厂庵还是“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曾经在这里领导过天津的反清武装起义。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爱国学生组织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也把会址设在草厂庵，以谌志笃和马骏为正、副会长。同年9月16日，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20余名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觉悟社”，不久，“觉悟社”以“天津学联”的名义，邀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社内座谈、指导。
梅家诗书画天津有盛名
梅家不但是天津最早的居民，而且是文坛上的高产家庭。入清以后，在诗书画上的各项造诣，丝毫不输于先祖的功名。在群星闪耀的津门文坛，梅家自然不甘落后。梅应卜的曾孙(四世孙)梅履端，号三渠钓叟，晚号石拙老人，工诗善画，尤善竹兰，是天津地方的一位名画家，而且以孝闻名乡里。罗澍伟教授介绍说：“据说梅履端在中年以后才学绘画，‘竹法文与可，兰法郑所南，梅法梅花道人’，并成为‘绝艺’。履端的绘画作品为时所贵，‘尺幅片纸，争购为宝’。天津艺术博物馆就藏有他的花卉条幅。”天津著名诗人梅成栋是梅履端的次子，在地方上文化和教育成就最大。罗澍伟教授说，梅成栋(1776～1844)，字树君，号吟斋。1800年(嘉庆五年)25岁时中举，与庆云人崔旭(即有名的《津门百咏》的作者)同出学者张问陶(船山)的门下，遂使张有“一日得二诗人之庆”，从此梅成栋与崔旭并称为“燕南二俊”。但此后即屡试进士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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