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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早期农业的发展，是伴随着天津地区盐碱地的治理和水稻的种植开始的。
公元1404年，天津设卫建城后，为了减缓当时南粮北运的费用，也是为了解决守城将士的军粮问题，一些官吏开始尝试在天津东部地区的盐碱地上种植水稻。明朝万历年间，天津宝坻知县袁黄著有《劝农书》，书中对农艺、种植粳稻记述的非常详细，这也是中国较早的农业专著之一。
公元1602年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保定巡抚汪应蛟在天津葛沽、白塘口两地，用“十字围”的方式种植水稻。所谓“围”，就是从海河开一条“通道”，涨潮时将甜水引入，再开一条“通道”，落潮时将咸水泄入海河，这种围田为天津改良盐碱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明朝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科学家徐光启曾先后四次来津，并在葛沽一带致力于垦田种稻，他解决了南种北引，施肥耕作、以水治田等种稻技术，所有这些都被他总结在了《农政全书》里。
到了明末清初，天津的葛沽水稻已负盛名，并已成为了朝廷的贡米。《天津县志》卷十一附《营田》中曾记述：葛沽所产的稻米颇佳，几于南方的“白玉堂”稻米齐名。
可以说葛沽稻是小站稻的前身，天津水田大面积的开发还是从周盛传开始的。同治1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调他的嫡系部队，就是周盛传的淮军进驻马厂。同治12年，周盛传奉命修建海河南岸的新城炮台。同治13年，从马厂到新城修了一条马新大道。在大道上，40里设一大站，10里设一小站。小站的名称由此而来。
周盛传率领的淮军当时被称为盛军。盛军士兵多为南方人，富有种稻经验，所以为了补充军饷，周盛传便率领士兵于小站附近垦田种稻。他吸取了前人种稻的经验，首先从水利入手。公元1875年清光绪元年，盛军开挖马厂减河，引御河也就是现在的南运河水，自静海靳官屯经小站至大沽入海，全长85公里。公元1880年清光绪五年周盛传又在南运河入马厂减河处修建了九宣闸，主要任务一是分泄南运河洪水，二是开闸引水灌溉稻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大闸还在为后人造福。
另外，盛军还在小站附近开挖了五个耳河，在海河修建挡潮大堤，最终形成了以小站为中心的灌溉系统。盛军开垦的稻田都为官田，周盛传在开展军垦的同时，还积极号召百姓领种稻田，当时，小站一带垦荒种稻面积多达13万6千多亩，收获颇丰。原本人烟稀少、满目荒滩的小站地区，成为了民居栉比、阡陌纵横、流水潺潺的北国鱼米之乡。“小站稻”也成为了我国当时唯一以生产区域命名的水稻。小站稻的种植成功，结束了北方地区不能大规模种植水稻的历史。
为了祈求丰收，周盛传还在小站附近的会馆，修建了新农寺，于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聚会，烧香演戏，十分壮观，后来人们为纪念周盛传兴修水利，垦田种稻，造福后代的业绩，在新农寺旁修建了周公祠，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人前来追念祭奠。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小站稻经历了和旧中国同样的命运，蒙受了灾难和耻辱。到了1949年以前，小站稻的生产处于了停滞不前的程度。
小站稻的真正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治海河，在海河尾闾建闸，解除了咸水的危害。选育推广优良品种，改进栽培技术，使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目前，小站稻已成为了天津的风物珍品，并以特二级优质粳米出口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小站稻发展到今天受到了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关注。
目前由袁隆平院士主持的天津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优质超高产小站稻新组合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小站稻亩产由原来的500公斤，提高到了800公斤左右。
历经了一百多年风雨沧桑的小站稻发展了，天津的农业也由当年单一的小站稻生产，进入了农作物多点开花时期。最有影响的就是天津市农科院院士侯锋领头研究的黄瓜新品种已经遍布全国，覆盖了全国露地黄瓜种植面积的80%，这等于全国人民每吃10根黄瓜，其中有8根就是天津培育的品种，天津的黄瓜良种已经被数十个国家引种栽培。
如今天津农业的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业科技产业园区的建立，优质产粮区的发展，绿色食品瓜菜区的基本形成，观赏草木和花卉带的出现，西瓜、枣树、葡萄等种植区的扩大，既满足了城镇居民的自用，也为天津农产品的出口创汇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天津养殖业也发展迅速，优良品种的引进，农业设施的改善，养殖品种的增多，又让天津农业的发展走向了更高的目标。
(天津电视台国际部提供文稿 北方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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