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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的学生在上机械课 |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因为曾在清翰林院任职，人称严翰林。可正是这个翰林，最终勇敢地走出迂腐的封建堡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严家世居天津，累世巨富，代代官绅。严修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渐危的严峻。
于是，他1897年向光绪皇帝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做是“戊戌政变之源点”。戊戌变法失败，严修在悲愤中，辞去官职，返回故里。在隐居期间，他多次婉拒与他关系甚密的袁世凯要他进京为官的邀请，而致力于天津的教育事业，以自己的家宅“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地点。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教育成为北方的先进地区。
首先，他大力推进民间办学，使旧的私人办学格局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一方面，改造私塾，添设西学课程，使一向诵读“四书”、“五经”的场所逐步向新式学校过渡；另一方面，联合热心教育的人士兴办民主学校，带头改良严氏家塾，聘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为实验基地，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1916年，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严修赴美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集会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相助。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说道：“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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