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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下午，天津城内硝烟弥漫，“号外，号外，天津解放了！”报童们的叫喊声，让许多躲在家中的市民走上街头，就连《益世报》的记者也三五成群出来购买号外。让老记们感到奇怪的是，这张号外跟平日里的号外有很大不同，不但报头使用了红色的油墨，就连主办方的名称也很奇怪——“天津新闻记者协会”(俗称“天津地下记协”)……
硝烟弥漫天津城 两份《号外》庆解放
看到那份奇怪的“号外”，回到报社里，这些记者们相互打听着，但谁也不知道天津新闻记者协会是个什么组织。这时，从《益世报》报馆外走进来一个人，他就是姚仲文，身份是《益世报》记者，同事们也都纷纷问他：“这张《号外》编得真快，不知是那儿搞的？”但他也摇摇头说不知道。然后就拖着已经熬了两夜的疲惫身体，在宿舍美美地睡了一觉。
“仲文同志当时是我的直接上级，地下记协的有关活动情况，都是通过他传达给我的。当时由天津地下记协出版的《号外》，他是直接负责人，在解放前那两天，他一直忙着出版《号外》。直到《号外》面世后，他才有时间休息。”已经是86岁高龄的勾宪真老人回忆道，“仲文同志当时是地下党，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经常到报社等单位以各种名义逮捕进步人士，仲文同志很谨慎，尤其是出版《号外》这样的大事，更是彻夜难眠，在出版完《号外》后，知道天津已经解放了，他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手摇脚踏忙印报 两千报纸一散光
“解放前几天，地下记协就研究如何迎接解放，当时决定以地下记协的名义出版号外，我当时是《民国日报》的编辑，也参加了地下记协。”勾宪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当时我的直接领导就是姚仲文，记得有一天他找到我，告诉我解放军进城后要接管《民国日报》，上级要求我们出版《号外》，庆祝天津解放。他当时把一份铅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交给我，准备出版《号外》时使用。”当时在《民国日报》的地下记协人员进行了明确分工，由姚仲文负责采访工作，勾宪真负责联系印刷事宜。
接到这个任务后，勾宪真开始准备印刷地点，虽然《民国日报》的印刷设备好，但在那里出版《号外》目标太大，于是，勾宪真就找到了《民国日报》的承印所，“我找到了我的同学张元琦，他当时是承印所的管理人员，告诉他天津一旦解放，有人将出版《号外》，请他帮忙，他当即就一口答应下来，并准备好了纸张和油墨。”
1949年1月15日上午，解放军已经攻入了天津城，但仍然有零星的枪炮声，“我当时正在报社里等着姚仲文，大概是10点钟左右，姚仲文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见到我后，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解放了！解放了！’我们谁也没想到天津解放的速度能够这么快，于是，姚仲文就和张虎刚立即编写稿件，我马上去承印所找到了张元琦，叫他把住在附近的印刷工人找回来，准备印刷《号外》。”
当天中午，当姚仲文、勾宪真和张虎刚几个人赶到承印所的时候，外面已经来了十几个报童，他们听说免费发放《号外》后，已经迫不及待地守候在门外。“当时停电了，排印工人把点燃的蜡烛放在机器上，而且要脚蹬‘圆盘’印刷。”1949年的1月份，正值隆冬时节，天津非常寒冷，加上停电，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但工人们硬是用脚踏的方式将一张张《号外》印刷了出来，“大约过了2个小时左右，3000份套红的号外就全部印刷完毕。”这张16开《号外》免费散发给等候在工厂外面的报童，很快就被报童散发，成为当天仅有的两份《号外》之一。“我记得当时《号外》只有两个版，正面都是地下记协的同志分头采访的稿件，主要是解放军昨夜发动总攻，一直到解放当天下午津城全歼敌军以及全市人民欢庆和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情况，反面刊登的是解放军进城的公告。为了这个公告，我们在解放后还受到了批评，当时解放军进入天津的公告我们还没法拿到，印刷的是解放济南时的公告。后来黄敬同志为了这件事情还专门告诉有关人士要理解我们迎接解放的心情，不要在细枝末节上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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