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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进步青年介绍到解放区”
“我这儿就是中转站”
1948年夏天，一艘从上海方向驶来的轮船上，走下了一位书商模样的人，他沿着海河边的马路，向辽北路走去，在北安桥下坡处，知识书店正在营业。进了书店，上海书商找到书店经理，说明了自己是从上海来的，经理见状，看了看书店内正在看书的顾客，见一切正常，连忙把来人让到了2楼，这里是书店经理居住的地方。来人是准备前往解放区的进步青年，化装成书商模样，而前些天，知识书店的经理杨大辛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来信，讲明了一位年轻人要来天津，希望他能够接待一下。
“解放战争时期，从天津去往解放区的途径是沿津浦线南下，经过沧州下车到泊镇，从那里就可以进入解放区了，北京、上海的一些进步青年要到解放区，要通过天津中转，我办的知识书店是那些人在天津的落脚点之一。”回忆起50多年前的事情，已经八旬高龄的杨大辛这样对记者介绍。从1946年到1948年，先后有十几位进步青年通过出版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找到杨大辛。
“那些人有北京的中外书店和朝华书店的，也有上海新知书店介绍来的。由于当时从上海到天津的铁路经常停运，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是坐着轮船到天津，从海河上的大连码头下船，之后就来这里找我。而此前，我肯定会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明某月某日，某书店的人要来天津找我。”
在那个年代，写上这些就足够，如果话太多了，就极有可能暴露目标，而那些人在知识书店2楼住的时间不长。“他们在知识书店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去找自己的联系人，因为所有去往解放区的手续实际上在北京和上海当地已经办完了，他们只要能够跟联系人按照事先定好的不同暗号接上头，就可以动身了。在天津站坐火车到沧州，通过国民党的哨卡后，前往泊镇，从那里再前往解放区。”
在国民党统治区，为这些进步青年做掩护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我这里是个书店，经常要到北京、上海等地购买各种读者需要的图书，所以上海方面以联系业务作为掩护，给我写信，这样，我在这里只等着接待就可以了。”杨大辛回忆说。杨大辛心中十分清楚，尤其是当时书店周围经常能够看到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附近监视，还要经常到书店来盘查，“当时，我收到来信后，知道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到达天津的大概时间，就立即把信烧毁，否则就会连累很多同志。”从1946年到1948年，北京、上海地区出版系统的10余位进步青年从知识书店落脚后，安全抵达了解放区。
“我曾送两个同学到解放区”
当时地下党组织纪律非常严格，所以那些人来知识书店，杨大辛只提供住处，其余的什么也不问，“问了他们也不会说，另外他们在当地就已经办好了到解放区的手续，也不需要我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杨大辛笑着说。
这些人到解放区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呢？怎样接头呢？面对记者的提问，杨大辛介绍：“别人怎么去解放区我不清楚，不过我记得我曾经介绍过两位天津青年到解放区。”杨大辛告诉记者。那两个人是杨大辛的同学，他对他们很了解，于是，杨大辛到北京找到了负责联络解放区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的联络方式很有意思，现在我们的货币上都有数字，当年的钞票上也有，我从北京拿回来两张钞票，上面的数字被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泊镇。”回到天津后，杨大辛把这两张钞票交给了他的同学，并告诉他们，拿着这两张钞票到泊镇的一个货栈，“当年的泊镇是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界地带，虽然基本上是在我们的控制下，但往来人员很复杂。表面上那是个货栈，其实是接待进步青年到解放区的中转招待所。我的两个同学拿着那两张接头的钞票就去了泊镇，在那里，接待的人只要看到钞票上的号码就知道是自己人，就会负责把他们送到解放区。”当然，通过国统区关卡的时候，就要费点事儿，少不了给哨卡上的国民党兵一些好处，之后就能顺利通过关卡。“后来，我的同学跟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他们已顺利到达了解放区。”(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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