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它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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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 |
天津人民第一个对北京进行了声援,进而投身到这场如火如荼的爱国斗争之中。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集团战败而结束;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因对德国宣战而成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战前德国攫取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无理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还在4月30日决定,将原来德国在山东占有的一切收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签字,承认这丧权辱国的和约。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3000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前,愤怒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举行反帝爱国大示威。北洋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派进行了镇压,逮捕了32名学生。为表示抗议,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
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示威和罢课的消息就传到天津,天津的进步学生开始酝酿声援活动。
5月5日,天津北洋大学致电北京学生,对他们的爱国行动以最早的声援。
5月6日,天津各学校代表1000余人,在北洋大学集会声援北京学生。
5月7日,南开学校等学生集会。
为了迅速组织爱国力量,5月14日,在直隶水产学校举行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志笃为会长、南开中学学生马骏为副会长。
5月25日,600多名妇女在东门里江苏会馆集会,成立了天津市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大会公推刘清扬为会长、李毅韬为副会长,邓颖超和郭隆真为宣传部长。
在全范围内“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属于成立比较早的爱国组织,这两个组织首先担负起了领导天津“五四运动”的重任。
6月5日,天津学生向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爱国学生。直隶省长花言巧语将学生骗走,第二天派出大批军警,将参加请愿的学校包围,不准学生走出校门进行爱国运动。
6月8日,各校学生化整为零走出学校,第二次到省公署请愿。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推动了全市人民的爱国斗争。
6月9日,天津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河北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召开公民大会。会场群情激愤,高呼“不当亡国奴”、“共救国难”等口号,群众情绪十分激昂。
6月10日,天津商界罢市、人力车夫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铁路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队伍。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界罢市的“三罢”斗争高潮,有力的配合了全国的爱国运动。特别是发自天津的一封电报,对实现“五四运动”的斗争目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电报是从天津总商会发出来的,威胁北京政府:如果天津几十万劳动者来一个总罢市,它造成的局面要比上海厉害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下午连续罢免曹汝林、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五四”爱国运动直接争取的第一个目标取得了胜利。
6月27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出马骏、刘清扬等十名代表到北京,与全国各地的代表联合向北洋政府请愿,北洋政府总徐世昌拒绝接见代表。请愿代表聚集在总统府门前坚持斗争,表示“一天不接见,就一天不回去”。
经过持续三十多个小时的斗争,徐世昌被迫答应了拒签和约的要求。至此,“五四”运动所提的两个具体的要求,全都获得了实现。
“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天津也因响应“五四运动”最早,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群众发动最广泛而闻名全国。
经过伟大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天津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进步团体日益增多,更多的青年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天津工人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洪流中受到巨大的教育和鼓舞。
“五四运动”锻炼了天津人民;天津人民为“五四”运动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天津电视台国际部提供文稿 北方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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