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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的一天，天津街头出现了一辆奇怪的小汽车———这辆车只有三个车轮。在围观群众惊异的目光中，这辆三轮汽车缓缓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位记者模样的人，颇为自豪地说：“快来看看，这可是三轮的汽车、中国的第一辆三轮汽车，没见过吧？咱天津生产的。”天津生产的第一辆三轮汽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记得那是30多年前，在天津市机床厂，我听说有一位老工程师，把我搁置多年的一辆旧汽车修好了。一位微胖的老人，正驾着那辆被救活的旧车在厂里试行，并笑眯眯地向身旁的年轻司机讲述着什么。只听那司机大咧咧地说：‘您是大专家，修好的这车交给我请放心，有了毛病也不要紧，找您这大夫一治，保管百病百除！呵呵……’就此，我知道了这老人就是黄植。直到1975年，我和黄植都调到技术部门，才多了接触的机会，我惊喜地发现，面前的这位老者，竟是制造中国第一辆三轮汽车的主持者和设计师！”
虽然事隔多年，但今年已经68岁的天津市著名书画家白金仍是记忆犹新。在他的讲述中，记者了解了中国第一辆三轮汽车———“飞鹰”牌三轮汽车的发展始末。
抗战胜利接工厂 “雏鹰”初现脑海中
“在后来的交往中，黄植曾告诉我，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被分配接收日本丰田汽车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的配件制造厂(天津汽车制配厂)，并且担任设计室主任。那时的年轻技术人员都很有抱负和志气，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能力造出自己的汽车来。”白金告诉记者。
在黄植将该厂接收后，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没有生产任务。据厂里原日本工程师嵯峨一卫说：“丰田建立这个厂，是为华北地区3000辆丰田牌汽车用的，只能生产汽车配件，不能生产整辆汽车。”当时，战后的华北地区，疮痍满目，一片凄凉，公路汽车运输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如果继续生产汽车配件，肯定不会有销路，业务上开展不起来，职工们会没有饭吃。
黄植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暗暗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造出中国汽车来。可当他提出在这个厂制造整车的时候，交出这个工厂的日本厂长却连连摇头，说：“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也没有造出汽车来，你们怎么可能制造出汽车呢？”“那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在你的刺刀和皮鞭下干活，谁会为你们卖力气呢？现在我们是为自己干。”黄植他们在工厂角落里发现了一辆报废的日本三轮货车，觉得它不仅制造简易，而且也很适合当时的国情，就决定从生产这样的三轮汽车入手。
白金告诉记者：“黄植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先行试制简易的三轮汽车，然后就此起步，为中国汽车制造干一番大事业。当时黄植和我谈起这事时，十分激动，手臂挥舞着，言语颇为昂奋。”
“偷师”无望自动手 三月创业见成效
“从1946年3月初开始，黄植组织全厂20多名技术人员开始攻坚。在确定了总体设计方案后，开始制车准备。”
当时留用的日本工程师嵯峨一卫等十几个人虽然不同意这个计划，但也都愿意协助这项工作。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下令，限期遣返战俘及日侨回国，结果他想借助日本人的技术力量的愿望也落空了。“没人教，就自己来。”面对困境，黄植和同事们一起“白手起家”。
制造三轮汽车的准备工作首先从测绘开始。除把车身改成客车必须重新设计外，其他如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前驾驶叉、后桥及齿轮包等几乎没能改变。客车车身连驾驶员共6座，因为发动机只有10马力，载重只有600公斤。
全车1100多个零件，图纸900多张，经过全体技术人员3个月废寝忘食的苦干，终于绘制完成全部图纸。与此同时，对汽缸盖、汽缸体、前驾驶叉、后桥、齿轮箱等，则以可参照的实物制成模型进行铸造。但是，发动机是空气冷却式，汽缸体和汽缸盖上面的散热片，铸造比较困难，经过多次试制才算成功。第一辆样车的零件基本完成后，首先他们就组装了发动机，在试验室里做了功率、耗油率、扭矩等性能试验，绘出特性曲线，基本上与日本大发牌的性能相似。
经过全厂职工齐心合力，千方百计克服众多困难，终于在6月底，制造出我国第一辆三轮客车，经过实验，初步定型。这辆车虽然能够行驶，但过于笨重，外观也难看。经过再三修改，为减轻重量，把车身的铁皮顶改为帆布顶篷，而且是敞篷车的形式，较为轻巧美观。
新车下线民沸腾 史无前例创明光
到10月初，黄植和同事们又制成新车10辆，其中客车9辆，货车1辆。工人们兴奋异常，为车身喷上各种鲜艳的油漆，定名为“飞鹰”牌。
“我还记得黄植曾兴致勃勃地回忆，10辆‘飞鹰’制成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请记者们乘车在天津市内主要街道上试行驶。新闻界立时行动起来纷纷给予报道赞扬。天津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新闻，电台也在不断广播，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一家报纸还发表了社论，大意是：正在‘接收’就是‘劫收’、贪污腐化、营私舞弊，搞得全国一片漆黑的时候，天津汽车制配厂的技术人员，却在万难之中，埋头苦干，制造出国产三轮汽车……另一家报纸还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明光。就在这时，黄植被任命为这个汽车制配厂的厂长。”
在天津街头试车的时候，只要一停车，马上就会被群众包围，尤其是工人和学生，亲切地问长问短，都希望能大量生产汽车，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一些工厂和商店也都来询问，希望能买到一辆。
国产三轮汽车试制成功的消息也传到了国外，黄植的弟弟从美国芝加哥寄来了剪下的华侨报纸，上面赞扬中国在落后的工业情况下，制成三轮汽车的举动，并描述了海外侨胞们知道后的喜悦心情。并且还寄来问候信，鼓励中国职工要更快地制造出四轮汽车来。
那次的试制工作，从设计院、绘图到施工，仅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工作是比较粗糙的，特别是有些部件是用手工抠出来的，在试车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黄植和技术人员针对发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加以改进后，准备进行长途试车。
增加产量信心足 到处碰壁无收获
“当了厂长的黄植信心十足，和有关方面商定后，将10辆新车全部开进北平。”白金说，“1946年10月中旬，三轮汽车在北平(北京)主要街道行驶的时候，和在天津一样，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和赞扬。当行驶到颐和园附近时，还被电影界朋友拍摄成一部简短的新闻纪录片。”
他们希望在北平的这番作为能够起到更大的宣传作用，并争取经费支持，以便执行下一步的汽车制造计划。“当时黄植以为这样的好事肯定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到处找政府官员，希望他们能下拨继续开发和生产的经费，却没料到处处遭白眼。当时的北平公路局的官员说‘无能为力’。”
北平试车，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后来，他们驾驶着自己制造的汽车一路来到了南京，希望借着蒋介石60岁大寿的机会送一辆车子给他，以期引起重视。但南京公路局的局长见到他们的时候只是眼皮翻也不翻一下地继续打牌。所有的努力，除了在社会上扩大了宣传外，毫无收获。
“慷慨解囊”宋子文 欲揽“飞鹰”入己怀
到了南京很多天以后，黄植一直在疏通交通部官员接见他的渠道，总得不到消息，只好耐心等待着。一天，有人说宋子文要看新车，已经在行政院等候黄植。他和技术人员急忙开了一辆新车，带上了300辆车的预算书和计划书，满怀希望地将车开到行政院的空地上。
宋子文站在门口，满面笑容。他走到车前，弯着腰首先钻进了车里坐下，要求试车。车启动后，在院子里围着花池子转了一个大圈。下了车后，黄植向他汇报了整车的试制过程，并将300辆车的预算书、计划书都交到了他手中。宋子文一面翻阅图片，一面和黄植谈着，他表示将把这个厂改为公司企业组织，他可以投资。生产300辆车需要50亿元，可以批准由国库开支。当提出给蒋介石一辆作为寿礼时，宋子文说：“就留一辆新车放在行政院吧！”
虽然这次达到了目的，但黄植也看出，要把厂改变为企业组织，这是因为宋子文看中了这是一块“肥肉”，要把国家企业纳入其官僚资本的私囊。
物价高涨“鹰”折翅 黯然神伤志难酬
“虽然他们得到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50亿元生产费的允诺，但直等得花开花落一年过去，50亿法币方才到位。然而那时已是1947年的秋天，国民党政府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物价上升，法币贬值，工厂根本没有能力生产三轮汽车。”白金介绍说，“不幸的是，尽管当时政要们做了很多许诺，但始终没有兑现，直至汽车制配厂连职工工资都难支付，落了个黯然神伤。我清楚地记得，讲到这里时，黄植悲恸的泪水顺颊而下。但他曾坚定地告诉我，这三轮汽车要和当时国外的汽车比起来，很不显眼，但它终归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是一个很受鼓舞的起始，第一步走成功了，十步、百步、千步、万步还会怕难吗！可是结果是，一年后下发的50亿法币只够发2个月的工资，工厂不得不关门。”
这大概是中国的汽车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最后一次为了圆他们的汽车梦所做出的努力，但仍然像前些次一样化为了泡影……(王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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