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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管全市检验最难搞
作为首批推行新制度量衡的试点城市，天津统一度量衡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1932年底，天津就打出了新年(1933年的农历春节)统一度量衡，使用新式度量衡器具的口号，并开始收集销毁旧式度量衡器具。一些警察按照政府安排，负责统一收缴本辖区的老式度量衡器具。1933年的农历春节(1月26日)度量衡划一采用分类推行办法开始实行，先推行度器(尺)，再推行量器(升斗)，再推行衡器(秤)，所有不能修改使用的老式器具，开始被逐户收缴。
尽管政府规定1933年底完全实现度量衡统一，但推行机构的先天不足，让这项本该很快搞定的事又向后延了一年。推行此项新制度量衡检定所，只有1名主任和4名检定员，而且主任还是一个兼职。当时天津全市大小商店总计4万余家，以5个人的力量，想要要求全市商家，显然力不从心。无奈之下，只好改变推行办法，依照商会系统下的各业公会(共七十余个)，劝其公会会员试用新器。调查发现，在尺、斗、秤三种器具中，比较容易推行的为秤，其次为斗，最不好推行的为尺。检定所工作人员既少，又要事半功倍，只能从最容易突破的地方下手，于是茶食业、青菜业、干鲜货业、油业、海货业、煤灰业、炭业中，新式杆秤很快推行。旧衡制中，鲜货行业每百斤抽税二五，今商家换用新秤，以前每百斤的货物，可秤至110斤，若按斤缴税，则肯定多缴。改秤固无不可，但使商家无端增加负担，恐怕这才是商人们最反对的。
推行新式衡器的过程中，检定所的4名检定员如同上满发条的机器，整天奔波于大街商店之间，几个月下来，每人最少都掉了十几斤肉。不过，在暗访中发现，即使表面上使用新式杆秤的店家，也有部分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段，当面应付检查，过后我行我素。其中既有顾客不理解的原因，也有商人的个人因素，在有店铺的商家中，多数真正改成新式器具。但马路边卖菜的叫卖小贩，检定员根本无法使其遵令改秤。检定所曾派出检定员赴各小菜场严查取缔时，小贩一经得知，扛起自己的东西就四散逃逸，检定员一走，又回到原地继续叫卖。假使检定员发狠捉了两三人送交公安机关处罚，也依然无效。
布商最反对改尺他吃亏
在拟定推行的改制中，度器(尺)的推行首先受挫。由于租界商号不遵行推行法令，原本应当在1933年春节推行的新尺，在无声的抗议中被无限期推迟。天津绸布纱同业公会及门市布业公会各代表抗议说，只有华界实行在营业上势必受大影响。华界的门市洋布商店是改行新度量衡制的直接受害者，全市洋布商店约近300家，除在租界的商店外，约200余家加入门市洋布同业会。1932年后，各家营业已经显得清淡，使尽了促销手段仍不见起色，各家为防赔本，已经只能靠薄利多销来维持，在不蚀本的条件下，凡是进门的顾客都能满意而归。令现代人不理解的是，新推行的新度器每“尺”比较过去布店用尺缩小了“二分”(约1厘米)。在尺小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商家本处于有利地位，即便使用新尺而价格略减，也不致亏损，似乎推行上应该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商人却不这样想，他们顾虑的，是都市推行新度器之后，农村是否连带推行，华界推行之后，租界地内是否一并推行。当时的农村使用的“老广尺”，比城市使用的裁尺还要大，新尺上市后，两者相差更多。都市人对于用尺的大小，有时不甚注意，但乡民对于一寸一分的增减，都会斤斤计较。假如农村人购买1丈布，以裁尺计数，较其广尺相差为2寸，而用新尺度计，则相差4寸(13厘米左右)。老实的主顾，自认倒霉。但难缠的顾客，难免不与商家纠缠不休，因为改行新制而得罪顾客，落个坑害顾客的名声，这可是各商店无论如何不敢做的。
同样，租界内的商家也看到了难得的“商机”，法租界的一个洋布商，因华界推行新度器，便备妥广告标语等，等待时机一到，就开展宣传，与华界的商店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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