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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出产的“桃牌”和“鹤鹿牌”面粉都是享誉全国的名品
三津永年面粉厂外景
寿星面粉厂外景
三津磨坊总会会长杨西园
洋面、洋火、洋灰……这些依旧“活跃”在老百姓口头的名词，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之后，所面临的如潮水般涌来的商品倾销。于是，抵洋便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萌发的原动力。面粉厂、铸铁厂、棉纺厂，这些同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开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行者。而作为漕海两运的枢纽，既坐拥丰富粮盐又频触西方科技的天津，又一次被推向了时代的潮头。
蒸汽隆隆
近代工业磨坊尝鲜
翻开历史课本，下面几个名字总会被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开端而屡屡被提及：上海的发昌机器局、广东的继昌隆缫丝厂和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作为第一个由中国人开办的近代面粉厂，“贻来牟”这个说起来有些拗口的名字，便成为了中国近代面粉工业乃至近代工业的“开山鼻祖”。
作为漕海两运的枢纽，南方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使天津很早就出现了加工粮食的大小作坊，到了清朝的咸丰年间，天津的各种磨坊已经发展到了800余家。它们加工出来的面粉被称为“福地面”，取意吉庆富贵。但由于老式的磨坊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石磨，上下两片，大小不一，厚度不同，磨出的面不够细，更谈不上什么口感。而畜力拉磨的生产方式，“吱吱呀呀”地磨上一天也出不了多少面粉。1860年天津开埠后，“洋面”开始进入天津，这种更白更细更便宜的面粉，对“福地面”的冲击可以说是致命的。这时候，曾当过海关道台，当时是招商局会办的朱其昂看到了投产“洋面”可能带来的丰厚回报，于是在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天津的紫竹林村外有了一家牌号“贻来牟”的机器磨坊，开创了天津机磨面粉的先河。
虽然称为机器磨坊，其实真正机器的部分只是由蒸汽机代替了驴马牲口来推磨，但仅仅这一个改变就让朱其昂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最开始的时候，“贻来牟”机器磨坊只有一台磨面机，小工10几个人。但由于机器磨面“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还是让朱其昂一年就赚到了六七千两银子。后来，“贻来牟”机器磨坊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所用的石磨也改成了由进口的德国石块加工成的盘。而在“贻来牟”机器磨坊的影响下，上海、福州、北京等地也相继办起了机器面粉厂，其机器生产的成分也越来越高。
寿星创业
津门吃上自产洋面
“贻来牟”和朱其昂虽然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这种所谓的机器磨坊还是不具备同“洋面”抗争的实力，进口面粉依旧是市场上的“宠儿”。伴随着“贻来牟”一同兴起的大大小小的机器磨坊也在同洋货的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进口面粉的数量锐减。这也为天津乃至中国的近代面粉工业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一次，又一位姓朱的商人开创了先河。
1915年，曾任长芦盐运使的朱清斋在意租界创办了一家机制面粉厂———寿星面粉公司。这也是天津第一家大型机器面粉工厂，它的诞生使天津人第一次吃上了中国人自己用机器制作出来的“洋面”。寿星公司在随后的几年间迅速发展，日产量高达4000多袋，其制造的“桃”牌面粉也逐渐成为享誉国内的名牌产品。但不幸的是，在朱清斋创业初期，由于资金并不充裕，而原本答应参股的无锡富商杨味云又临时退出。致使福星公司最后不得不与日商三井洋行进行合作，公司也被迫改名为寿星制粉株式会社。由于处处受日本人挟制，朱清斋异常气愤，但敢怒不敢言，不久因精神错乱含恨而逝。
1919年“五四运动”蓬勃开展，日商迫于情势终于从福星公司撤出了股本。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面粉又一次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致使市场价格猛跌，有日商背景的寿星公司更是由于遭到群众抵制而亏损巨大，到了1923年寿星面粉公司不得不将机器、厂房抵押，宣告停业。就在天津这家第一个机器面粉厂面临消失的时候，天津土法制粉的大户三津磨坊公所决定由公所各磨户集资接办。一年之后公司还清了拖欠银行的所有贷款，同时正式改名为三津寿丰面粉公司。这家公司日后逐渐成为了威震华北、享誉全国的著名面粉企业。
受到寿星面粉厂的影响，从1915年到1930年之间，天津的机械面粉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先后又出现了生产“蝙蝠牌”面粉的福星面粉厂，生产“鹤鹿牌”面粉的三津永年面粉厂，大丰面粉厂等10多家大型的机械面粉厂。天津也一跃成为北方最主要的面粉生产基地，华北地区的老百姓基本上吃的都是天津人制造的“洋面”。
桃牌名产
百姓识货藏面当钱
1933年，三津寿丰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原来的三津寿丰、三津永年和此前收购的民丰公司合并改称为天津寿丰股份有限公司。在寿丰公司旗下共设有三家分厂：原三津寿丰为一厂(总厂)，生产“桃牌”面粉；原三津永年为二厂，生产“鹤鹿牌”面粉；原民丰为三厂，生产“斗牌”面粉。三厂共有新型进口磨粉机66台，日产量可达18000袋，使其成为华北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
天津寿丰面粉公司合并改组后，将董事会设在总厂，下分技术部与经理部两大部门，由技术部每天按照当日面粉售价与原料粉、小麦成分核算出生产成本，提供经理部作为参考。经理部下设会计课和营业课，负责日常财务核算与经营业务等。由此，寿丰面粉公司逐渐转变为真正的现代企业。公司的产量也逐年上升，经营状况越来越好。1936年达到年产面粉408万多袋的最高峰。
为了提高面粉的成色，寿丰公司开始采用面粉漂白设备。使原来灰白色的面粉，变成了光鲜的“细白面”。同时为了节省劳动力，寿丰公司又把人工缝口改为机器缝口，由国外买来缝口机头，自己设计制造缝口机的转盘，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寿丰公司一直坚持使用寿星公司开创的“桃牌”商标，并十分注重自己的品牌宣传。每一年的重阳节，寿丰面粉公司都要在劝业、中原、北宁公园等地举办赏菊会，为自己的“桃牌”面粉做宣传。再加上产品能够长期保证质量，所以“桃牌”面粉在市场上获得了极高的信誉和稳定的销路，雄踞天津乃至华北市场达50年之久，并获得国际博览会金奖。在解放前夕通货膨胀、伪币贬值的日子里，天津市民纷纷争购“桃牌”面粉以求保值，这时候“桃牌”面粉已经和黄金一样成为硬通货，其在人们心目中信誉之高可见一斑。
孙氏冰如
周旋日寇护厂爱国
在寿丰公司发展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位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孙冰如，正是在他的巧妙周旋下，对寿丰公司虎视眈眈的日寇和国民党都没能带走“寿丰公司的一个铆钉”，使得寿丰公司一直完好地保存到了天津解放的那一天。
孙家历代经营米面业与海运业，在天津开设有“永盛厚”、“增兴厚”、“增记”3家米面商号。孙冰如的祖父孙治在清朝的同治年间为保护同业利益，提议发起成立了三津磨坊公所。孙冰如在1923年北大毕业后，由叔父介绍到上海交通银行当了3年练习生，1926年返回天津后被聘为倪幼丹所办的大丰面粉厂总稽核，大丰厂改组为永年面粉公司后，又被聘为永年公司襄理。1939年起，孙冰如被提升为寿丰公司的总经理。作为新一代具有创新思想的企业家，他一方面吸取了前辈经营寿丰的好经验，另一方面广泛参考国内外企业的有关资料，锐意改革经营管理，逐步把一个旧式工商企业转变为现代化的新企业。
1937年抗战爆发，平津沦陷，寿丰公司受到空前劫难。在天津沦陷期间，小麦为日方所控制。日方成立了华北麦粉制造协会，严禁面粉厂直接到小麦产地采购原料，而必须由该协会产销统管。此时寿丰公司只能为日商加工面粉，无法自主经营，难以维持日常开销。日方对寿丰公司垂涎已久，几次图谋吞并，孙冰如每次都巧妙地设法推诿拒绝。日方又企图将孙冰如拖下水当商会会长等伪职，也被他坚决拒绝。日方怀恨在心，有一次竟将孙冰如等数十人拘捕拷问，后迫于社会舆论才不得不全部释放。
在抗日战争时期，孙冰如还结识了中共地下工作者刘仁术，在刘的帮助指导下，联络了一批有爱国思想的民营企业家发起组织天津工厂联合会，成为与日伪当局交涉并维护行业利益的重要力量。孙冰如还慨然出资保存了学者卢慎之的一批珍贵古籍，解放后将它们捐赠给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抗战即将胜利时，他又通过刘仁术的安排，将次子孙会嘉送往阜平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直接为抗日冲锋陷阵。
而到了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又强令天津的大小企业南迁，孙冰如却明确表示：“我连一个螺丝钉也不搬！”天津解放的第三天，寿丰一二厂便全力投入生产，日产面粉600袋，成为全市最早恢复生产的企业，这批面粉及时地投放市场极大地稳定了当时的局势。1953年他又主动与天津粮食局达成公私合营协议，将寿丰一厂交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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