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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中天津人民示威游行的队伍
“五卅”运动中天津各界联合会宣传队乘车在东马路演讲、散发传单。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的街头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南京路上一片腥风血雨，这便是举国震惊的五卅
惨案。消息传到天津，立时掀起轩然大波……
面对如此血腥的行为，民风淳朴、侠义心肠的天津人怎能袖手旁观？但面对强大的对手，单凭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的力量又怎么能行。只有通过联合，组成强大的团体，敌人才能害怕。
抗议暴行成立各界联合会
天津各界联合会在这时应运而生，6月3日，由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起的各界代表齐集一堂，商讨声援上海同胞的对策。如果没有这次联合，天津的各个团体恐怕还会各自为战。此次联合的成功，让后来的人们感到了团结的力量。组成各界联合会的团体分别是：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同志新剧社、砖瓦商研究所、东马路福音堂、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公民救国团、学术演讲会、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学生联合会、布包同业会、童子演说团、医药救国团、乙种工业学校、教育研究会、基督救国会、救国联合会、西门北工商自决团、民生研究会、玻璃同业会、志诚救国团、决心救国团、青年学会。其成员之中，不乏人们熟悉的代表名字：邓颖超、安幸生……
各界联合会经过代表的一致决议，除提出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的计划外，同时向政府提出八项交涉建议：一、撤换驻沪英领事；二、凶犯交中国官厅惩办；三、英日政府向中国政府道歉，并保障不再有此暴残举动；四、释放被捕华人；五、赔偿伤亡损失；六、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七、取消不平等条约；八、不准外人在华驻兵及设警。
上海代表刚到天津被绑架
五卅运动掀起后，上海工人学生立即举行了全市罢工罢课，同时上海学生总会为了取得各地的支持，向各地派出代表，介绍上海的情况并取得各地的支持。当太古公司的轮船载着四名学生代表由沪至天津时，意外发生了。
轮船刚刚停泊，上海学会派来天津的王、沈、赵、文四位代表就发觉情形有些不对。按理说码头上应该都是前来接站的人，但此时的码头却军警林立。四位代表满腹狐疑地拎着箱子走下舷梯，刚刚踏上陆地，突然，一群身穿制服的巡捕就围了过来，为首的一个英国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问道：“你们从上海来？是不是学生代表？”“是，你们要怎样？”其中的一位学生代表挺身站出来。“对不起，你们不能上岸，回到船上去，这里不欢迎你们。”英国人蛮横地说道。“这里是天津，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岸？”代表们争辩道。“这里是大英帝国的租界，就是归我们管，我说不让你上岸，就不让你上岸。把他们带回船上。”英国人向周围的巡捕命令道。
“你们欺人太甚，打倒帝国主义！”代表们被几名巡捕架着又回到了船上，在挣扎中代表们也没有忘了向英国巡捕示威。不过，岸上的中国人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巡捕们塞回了船舱。
转天，四名上海代表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各界联合会，联合会代表赶到英租界巡捕房交涉，但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人已经回上海了。”但几天后从上海传回的信息是，派往天津的代表查无音信，四名学生代表是生是死，一时成为不解之谜。
工人罢工天津筹款来救急
上海工人的罢工，吹响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号角，一时间，英日企业顿时陷入困境。但举行罢工的工人同样也面临难题：工作不做，难有钱来维持生活。
声援虽然有所帮助，但却不能解决上海罢工同胞的实际生活困难。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教职员委员会提议：南开中学、大学、女中三方面速筹3000元，中学担任2000元、大学800元(学生筹集六七成、教员筹集三四成)、女中200元。邹良骥提议由大学同学每人各捐2元，郭凤鸣提议将此次惨案及其他亡国惨情，编成新剧排演，并将演出票款送沪。
南大沪案后援会交际股也召开会议，讨论接济上海工人捐款事宜。按照不同的捐款类型，分成甲组：沿门捐款；乙组：向私人捐款；丙组：校内捐款。讨论决定后，当天下午分头出发，在甲组的郭凤鸣、曲诵芬、刘良治、王葆华等几位大家闺秀，手持捐款箱与演讲小旗，走街串巷，逐门逐户挨家征集捐款，在南开学堂大街、北马路、东马路、东南城角，数家铺户试行募捐。不到半天时间，已捐得十余元(相当于当时普通三口人家一个月的收入)。几位女生的优异成绩给了交际股的同学们很大鼓励，当晚决定由股长黎绍基转天向天津的各位大佬们定向募捐，如前大总统黎元洪、王占元、田中玉、朱桂莘等人以及中兴公司、中原公司等，都成为募捐对象。
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第一批捐款共募得大洋5900元，其中教职员共捐洋429元，学生共捐大洋453元，代募共大洋5019元。经过多次募捐，又先后募集了两笔捐款，总数为12600多元。在学生们的带动下，天津社会各界也踊跃捐款，化解了上海罢工工人燃眉之急。
开放园林溥仪卖票救工人
天津各界援助上海工人的热潮同时惊动了一个人，他就是刚刚从北京迁来天津“避难”的末代皇帝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经历了冯玉祥逼宫的历险经历，深居简出，很少踏出天津的居所———日租界张园。但不常出去转转并不是说不了解外面的局势。
上海惨案，天津各界的声援，通过报纸、下人们的禀告、前来问安的客人，这些情况都没有逃过他的视线。尽管已经退位多年，溥仪在自己的宅院中还保留着皇帝的派头，听说自己的“子民”(至少过去是)，遭到如此的不公正待遇，皇帝的心也有些不好受。按照过去皇家的作风，如果某个地方的百姓没有饭吃，皇帝至少要减免些税赋或者发给些赈灾救急的粮食。可是，此时的皇帝空有想法，却实在拿不出现钱来(几年后，皇帝还要靠卖东西过日子呢)。怎么办呢？
有了。溥仪连忙差人捧上纸笔，刷刷点点，书信写成。原来，溥仪想到北京还有皇家园林颐和园属于自己支配管理，如果向公众开放，收些门票，老百姓岂不感念皇帝的开明与体贴百姓！于是，溥仪写信给北京的父亲载沣，告诉他将颐和园对外开放20天，每位入园游客收取门票两角，将这些门票款汇到上海，作为体贴子民的一片心意。
万人游行市民反帝表决心
上海五卅惨案余波未平，汉口英军又发生屠杀中国示威人员的惨案。6月14日下午一点，群情激愤的天津人在南开中学操场，举行了万众一心市民大会。到会者有二百余团体，约十余万人。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夏琴西、邓颖超、郭静华、张辅林、范润生等人分别上台演说，揭露英日残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演说员慷慨激昂的陈词，深深打动在场听众，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当场晕倒于地，仅经新医学校救护队救治者就达三十余人。
下午四点钟，规模宏大的大游行开始，各界队伍依次从南开操场出发，前有自行车队，约有二百余人引导。首先是女学生、男学生、各男女小学、各报馆、各同业会、各法团、各团体、各工厂，最后为各界公民。随队的各校童子军、血心团等在两旁维持秩序。鉴于沪汉各界游行的风潮，督办李景林深恐各界游行人员闯入租界，发生事端，赶忙由小站调动第一师军队一队，保安队也全体出动，凡通租界的各路口皆有军警结队驻守。各界游行时，军队所守卫的街巷路口，一概禁止行人，即使外国人也不让通过。
经济制裁教师出招治洋人
连续几天的罢工、罢课、罢市活动，将英、日两国的租界几乎变成了“无人区”，中国人纷纷搬离这两个租界，另觅他处。但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活动依然不停，大有扩大之势。南开大学的一些教职员看到此种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用经济制裁英、日商人。
教师们提出“断绝交易，不买英日货物，也不卖货物与英日人民。不用英日银行的钞票，不在英日银行里存储款项，已存者即速提出。不乘英日公司的船，不用英日公司的转运。不替英日人做事，与他断绝雇佣关系。”按照教职员们的想法，英国与日本商人在中国的生意一旦做不下去，两国政府必然要对以前的事情承认错误并向中国人民道歉，而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也会因此而取消。
针对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教职员们一再提醒市民不要冲动，对于学生，教职员们认为，罢课可以抗议，但学校若非英日所主持的，就没有必要全体罢课。除了英日开办的学校外，其他学校停课还是一二天为好，应更加努力求学，以备以后的奋斗。
同样，对于商人的罢市，老师们提出，这一时期正是国人谋划削弱外国商业势力的时机，可以逼迫洋人停市，但决不可自己停市。洋人生意减一分，本国的生意应加一分，这才是正当办法。只要万众一心坚持勿懈，推行经济绝交的政策，不出几月，英日的商业就会受到沉重打击，银行关门，公司停业，外国的强权必然在中国低头服输。
制裁生效洋商磕头苦求饶
经济制裁的办法确实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虽然没有用枪炮直接攻击，但洋商望着满货栈卖不出去的货物，感觉比用枪炮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师生经济绝交研究社对于英国纸烟之调查：中国人每年从英日烟草公司买14000万元的香烟，从自己的公司只买3000万元的香烟。如果把14000万元分给天津人，每人每年可得230元(天津当时人口60万)。通过计算对比，天津人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天呀！每年我们为英国人“送”上这么多钱，他们还欺负我们，太没有“良心”了！
制裁！不抽英日两国烟！英国永泰和烟卷公司及日本三喜纸烟公司在未受抵制之前每日收入十余万元，而中国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每天不过卖三四千元。
自与英日经济绝交后，这几天永泰和与三喜两公司每日只行销货物数百余元，而后每天不过五六十元。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路已涨至6万余元以上，其忙碌情形大有供不应求之势。眼看生意日渐衰落，英日烟草公司只好想出“利诱”的法子，英日烟草公司两位推销员来到各饭庄劝购该公司纸烟，并答应每月赠送5元。没成想，天源楼饭庄的老板刘佐臣不吃这一套，不但不为利诱，反联合蓬莱春、晋阳楼、松竹楼、同福楼等饭庄，对于英国纸烟严厉抵制，把两个推销员骂了出去。
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进行了16个月，1926年10月，经上海广州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郑重讨论，才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天津的声援活动，也随之落幕。(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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