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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一开始就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这“生命的胡琴”不仅仅是上海一地的事情，天津当年为了夏时制的顺利推行也颇费了一番脑筋。1919年4月27日，天津劝学所将授课时间通知各校，由于钟点拨快一个小时，各校授课时间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实行，每日上午九点半起、下午两点半起作为授课标准时间。随后，工厂、医院、铁路、交通等地方也相应做了类似的调整。
实行夏时制本来是为了节约能源，与西方国家接轨，但天津实行夏时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市里弥漫着混乱无章的气息。先说农村，长久以来，农村里的农民形成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比如像菜农这些靠力气干活的人习惯了看天象，菜农进城卖菜时出现阴错阳差的事情，富人家看手表跟着拨快一小时，而穷人家里看天象又是另外一个时间，在当时被称为贫富两部曲。
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交通、商业和一些经济部门、政府部门如果一旦出现差错，影响面就大了。事实上，当时老龙头火车站调度员在夏时制实行的最初几天，频繁出现因为对时间不清造成指挥不当、甚至差点出现列车撞车现象，幸亏发现及时被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有专家认为，当年天津试行夏时制是克隆外国，为什么国外要实行夏时制呢？据北京天文馆资料室的罗慎真介绍，根据太阳照射时间，北半球春分以后地球北极渐渐向太阳靠近，北半球昼夜长短逐渐拉大，春分那天从昼夜等长过渡到昼长夜短，秋分那天恢复为昼夜等长，过秋分后变为昼短夜长。为了充分利用白天时间，将钟表拨快一小时将延长白天活动时间从而节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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