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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一是收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
以码头为特色的世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煎饼果子等———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扛包上跳———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脚行胡同，在天津至少有两处，一在河北大街，一在中山路。1982年，前者更名为新胜利胡同，后者更名为自强胡同。原脚行胡同最初的居民，就是被封建把头剥削的搬运工人。天津早期脚行主要集中在三岔口、针市街、海河码头和盐坨地区等地。脚行把头们勾结官府，分界把持，形成封建割据的把头制度，大把头多为恶霸，残酷盘剥搬运工人，欺压百姓。
杨柳青年画、天津快板、泥人张等，把天津民俗文化张扬得淋漓尽致，坊间还流传着京剧大腕不到天津过一过就红不起来的说法。天津具有独特的人文背景，码头文化塑造了天津人热情、开朗、幽默的性格，因而天津被称为笑的故乡，在这里产生过马三立为代表的众多相声名家。
近代天津码头，产生了以“熬刑”、“械斗”、“割肉”而全国闻名的“混混儿”现象。天津混混儿，既是有组织的地痞流氓，也是本地盘内居民公共利益的保护者。他们为争地盘的群殴械斗，骇人听闻；但见到地面上鬼秤骗人和偷盗行为，则出头揭露或奋勇追捕；每遇火灾，会奋不顾身前往扑救；在为地方公益出钱出力时，毫不含糊；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还能为国家豁出性命———电影《老少爷们儿上刑场》就以此为题材。混混儿这个特殊的群体，是码头文化、平民文化、燕赵文化与游侠文化相互渗透而生成的一个畸形儿———集不法行为与侠义之举于一身，既遭人批判唾弃，又颇能得到几分敬重。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也显而易见。(谭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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