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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漕运带来的商机和盐业的兴盛，使天津“因商而兴”，一跃而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津门杂记》曰：“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天津有15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中国最著名的海盐产区长芦盐场就位于这里。直至今日，年产原盐240万吨，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盐商经济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就产生了盐商文化。在历史上，资本雄厚的盐商在天津商埠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初以来有“八大家”之说，清末《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云：“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其实这里列举9家。来新夏主编的《天津近代史》云：“被天津社会相沿传称的‘八大家’，他们是‘天成号韩家’(粮、船商)、‘益照临张家’(盐商)、‘益德裕高家’(盐商)、‘杨柳青石家’(粮商兼大地主)、‘土城刘家’(粮商)、‘长源杨家’(盐商)、‘正兴德穆家’(粮商)、‘振德黄家’(盐商)。”粮商与盐商各占4家。
天津盐商致富之后，斥资于津门炮台筑设、文化教育、慈善救济等公益事业，平心而论，他们对于推动天津地域文化功不可没。水西庄、问津阁、寓游园等私家园林都为盐商所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柳墅行宫，就是天津盐商集资，专为乾隆驻跸而建造的。
天津城市发展，亦以商业为龙头。明代天津的商业繁华中心在南运河畔三岔河口地区，成为南北物流交汇的枢纽。估衣街、锅店街、针市街、粮店街、曲店街、缸店街、肉市口大街、斗店胡同、竹竿胡同等历史地名，就昭示出商埠的繁华。清代商业中心发展到大胡同、鸟市、天后宫附近。当时，归贾(读gǔ)胡同一带，饭店、戏院、茶馆、澡塘各种娱乐场所聚集，成为当时供外地商贾餐饮、娱乐、居住的归宿之地。
进入20世纪，商业中心从传统的城厢北部地区，逐渐南移至日、法两租界，即移至旭街(今和平路)、梨栈(今劝业场)一带。租界成为天津消费的主要区域，逐渐取代了老城的位置。天津城市标志物先后是渤海大楼、百货大楼等商业建筑。外地人来津，如果没逛劝业场，就被视为白来一趟，足见天津商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明清以来，安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南方省区商贾纷纷向天津汇集，经商定居，“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繁如。”在天津商人，尤其是富商巨贾中，南方籍贯者占相当大的比重。居住在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在天津工商界广东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商埠文化创造了社会的繁荣，对于天津地域文化和风气习俗、道德观、价值观都有直接影响。经商讲求“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这对于造就天津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风习不无影响。(谭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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