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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外地大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天津一带屯垦官田，从而出现了许多冠以姓氏的“官屯”地名。如静海唐官屯、陈官屯、高官屯、王官屯、吕官屯、赵官屯、只官屯、靳官屯、梁官屯等。某家堡、某家营、某官庄等村名，也多与明代军屯制度有关。这些军屯有固定的戍所，官兵可带家室，且军籍世代相传。村名中称“官”的是该军屯的军事长官，由于这种军职是世袭的，所以聚落命名冠以长官的姓氏，后变成村名。反映外地移民情况的地名也不少见，如冠以姓氏的“某家铺”的地名，都是明朝以来，外地来津的某姓人家在此搭设窝棚定居，后渐成村落而得名的，如尹家铺、何家铺、柴家铺、王家铺、左家铺、赵家铺等。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大量的货币资金。这样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
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谭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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