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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惨遭失败，但退居关外的张作霖仍在寻找时机，浙江军队反对直系控制的战争又给了他一个绝好的复仇机会。这次，他赢了。天津会议召开时，颐指气使的他又开始了心愿未了的争权夺利……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惨败，当张作霖率领自己的部队退往关外时，在秦皇岛还遭到了直系海军的炮火攻击。张作霖回到东北后，开始苦心经营海军和空军，训练军队，想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入关，找直系复仇。1924年9月，机会终于来了，在浙江的部队开始了反对直系控制的战争。于是，张作霖打着浙江与东北是联盟的旗号，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出兵入关。
直系曹锟在匆忙中调吴佩孚北上指挥，但吴没有想到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从海上回到天津，指挥对冯作战。虽然当时他以为很快就能打败冯玉祥，但没过多长时间，吴佩孚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受到张作霖和冯玉祥两面攻击，最终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失利告终。直系失败后不久，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在天津聚会，召集天津会议，为战后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开始了争夺。
段祺瑞 联合张冯反直系
吴佩孚 仓皇塘沽南逃路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段祺瑞在天津段公馆内忙于与张作霖和北京的冯玉祥联络，共同反对直系军队。从直奉交战开始，对于直系来说，战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1924年10月23日，正在热河前线的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让正在前线督战的吴佩孚大吃一惊，吴佩孚立即赶回天津指挥。段祺瑞在天津指挥山东皖系将领郑士琦炸毁黄河大桥上的铁轨，切断了吴佩孚援军的来路和他的退路。这一招儿很高明，让吴佩孚既得不到援军的支持，也无法在这里后退。
11月1日，冯玉祥已经开始向固守在杨村和北仓一带的直系军队进攻。11月2日，奉军占领芦台，目标直指塘沽。吴佩孚此时已经被张作霖和冯玉祥两面夹击，摆在吴佩孚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在塘沽登军舰离开天津。但奉系军队的进攻速度很快，如果吴佩孚此时稍有迟疑，肯定会被张、冯的军队俘虏。北洋元老段祺瑞此时动了恻隐之心。他派人给吴佩孚送了一封信，要吴佩孚赶快从塘沽离去，吴佩孚接到信后，给段祺瑞打了电话表示感谢。后来有人分析，这是段祺瑞为感激吴佩孚当年不杀自己而作出的举动，其实，段祺瑞还有更为深远的想法。
当吴佩孚了解到冯玉祥的部队距离天津只有9公里时，11月3日上午11点，吴佩孚带着自己的幕僚和残余部队乘坐火车退往塘沽，许多粮草和弹药无法带走，吴佩孚吩咐手下人，将所有不能带走的物资一律加上封条，转交段祺瑞。
与此同时，段祺瑞通知已经攻占芦台的奉军降低行军速度，吴佩孚得以乘坐军舰南下。登上军舰后，吴佩孚遥望天津方向，自己怎么也想不通，怎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直系就兵败如山倒，如此不堪一击。所幸，他还能回到长江流域，继续偏安一隅。此时，奉军距离天津只有5公里。直系的20多万大军，吴佩孚最后只带走了2000多人。
表面上，段祺瑞是为吴佩孚指了一条逃生的道路，实际上，段祺瑞是希望吴佩孚逃到长江流域后，与张作霖、冯玉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样对张、冯二人也是一种牵制。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在曹家花园召开的天津会议上，段祺瑞极力反对张作霖挥师南下，以保证这一鼎立的局面。
国民军 佩戴臂章宿街头
东北军 外籍兵团打前站
吴佩孚离开天津后，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第七、第八混成旅进驻天津西站，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刘玉芬驻扎在京奉铁路局，车站内军队守卫非常严格。令过往行人好奇的是，国民军的官兵都佩戴着一个红色的臂章，臂章中间是“誓死救国”四个大字，左右两侧则书写着两行小字，左侧书写着“不扰民”，右侧书写着“真爱国”。这些军队当时都在河北区一带的街头露宿，这一点让许多市民惊讶不已。
国民军抵达天津的时候，当时天津火车站还有一些直系的残余部队在做抵抗，但看见由国民军胡景翼师长率领3个营的马队前来时，纷纷作鸟兽散，剩余的部队被国民军缴械，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国民军就接守了天津站。
在国民军到达天津后不久，张宗昌奉系先头部队也开入天津。与国民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中，有许多外籍士兵。
张作霖原本是希望这些外籍士兵在战场上当炮灰的，没想到这些外籍士兵训练正规，一些士兵在欧洲战场上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能力很强，张作霖没有想到，这支部队竟然突破了直军的防线。在国民军进入天津后，张宗昌率领着3500名官兵也进入天津东站。在这支奉系的先头部队中，就有一些身穿中国军服的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外国士兵问中国记者天津距离北京近还是距离南京近，当得知这里距离北京很近时，那个外国士兵表示非常惊讶。
张宗昌抵达天津后，就跑到段公馆拜见段祺瑞，段则摆宴款待张宗昌和冯玉祥的部下胡景翼，宾主尽欢而散。
段公馆 突然造访俩要人
欢迎宴 话不投机各自散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段祺瑞由于与张作霖和冯玉祥形成了反对直系的联盟，所以当战争取得胜利时，冯玉祥邀请段祺瑞出山担任国民军大元帅，但段祺瑞没有说不同意，也没有说同意，冯玉祥邀请他入京，段祺瑞也不去。就在他摇摆不定的时候，冯玉祥在北京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驱逐了民国总统曹锟，逼迫曹锟下台，二是驱走了住在故宫里面的溥仪，让人对这位后起之秀刮目相看。段祺瑞多次电邀冯玉祥到津议事，此时，张作霖也从东北乘火车到了天津。
1924年11月11日，天津旧日租界段祺瑞公馆，已经沉寂多日的段公馆突然热闹了起来，这一天，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风云人物冯玉祥和奉系张作霖来到了段公馆，会晤这位已经下野多年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在自己的公馆宴请两位来访的客人，有五六十位北洋各派的要员陪同，场面虽然看着很大，但三方对直奉战后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因此，当张作霖讲出自己的想法后，遭到了段祺瑞的反对和冯玉祥的消极抵制。
在酒席宴间，张作霖亮出了自己的想法，继续对直系作战，彻底铲除直系的势力，张的这一主张很明显，一定要占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未能占据的长江流域，让奉系的势力遍及中国，并在奉系的安排下，组建新的北洋政府。段祺瑞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局面出现，因此力劝张作霖“适可而止”，对江浙等省不要使用武力。面对这位北洋的前辈，张作霖不便坚持自己的见解，张希望冯玉祥此时能够发表个人意见，而冯玉祥由于在驱逐溥仪后遭到段的责问，同时，由于刚刚成立的临时内阁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出于种种考虑，冯玉祥偏偏不肯发表个人见解。由于话不投机，各方又都是握有重兵的人物，段祺瑞苦心安排的欢迎宴会最后竟是不欢而散。
宴会结束后，张作霖先返回自己下榻的曹家花园，而段祺瑞则邀请冯玉祥到曹家花园拜会张作霖。在段祺瑞的调停下，三方就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政治、军事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著名的“天津会议”。
张作霖 拥段入京好商量
段祺瑞 武力统一少信心
在曹家花园，张作霖明确表示自己要派兵南下，扫清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这样做，就可以由奉系控制全国。当段祺瑞问到先前张作霖提出的奉系不入关以及由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的承诺时，张作霖一口否认。同时，由于张作相等奉系军官在天津拥有绝对的兵力，因而对师长出身的冯玉祥表示蔑视的态度。
张作霖以为一个师长竟然能够跟他平起平坐，显然不合适。张大帅忘记了，当年吴佩孚也是师长，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不也把奉军打败了吗？而且现在的冯玉祥已经拥有近10万的兵马，与入关的奉军总数相差不多，加之冯的军纪严明，军队作战能力很强。实力强了，自然就今非昔比了。
段祺瑞召集俩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北方两股势力最大的军队统帅能够支持他东山再起，重新执政。与几年前相比，段祺瑞对武力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直皖战争中失败下野后，他已经从先前主张的“武力统一”的迷梦中醒来，为确定在北洋系中惟一最高领袖的地位，段祺瑞还是不主张张作霖出兵南下。见到段祺瑞反对态度如此坚决，张作霖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刚刚入关的张作霖不愿像吴佩孚那样树敌太多，于是就顺从了段祺瑞的主张。
在天津会议上，段祺瑞煞费苦心地为张作霖和冯玉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从津浦沿线一带以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奉系高级军官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京汉线和京绥线方面则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司令，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督统，李鸣为绥远督统，并特任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
张作霖和冯玉祥也心领神会，同意支持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并服从段祺瑞的命令。于是，在会议上，三方共同商定，奉军在津浦线上至德州为止、对东南不用兵、允许吴佩孚和平下野、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5人发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下野数年的段祺瑞再一次掌握了北洋政府的权力。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江浙反对直系的战争爆发，张作霖借机响应浙江反直战争，9月4日，宣布入关对直系作战。此时的直系内部已经四分五裂，难以统一在一起，尤其是吴佩孚压制地方势力，削夺地方军权更是引起了直系地方部队的不满。因此，直奉开战后，直系的大后方却出了问题，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夹击下，吴佩孚匆忙带领残余部队从塘沽乘军舰逃走。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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