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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五方杂处的水陆码头，南来北往的人聚到这地界儿，生活在大都市中，是很讲究“台面儿”的。
本来嘛，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仪表可不能太寒酸了，不是有俗语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吗。进入清代以后，我国的服饰文化经历着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变革，满族的风俗，特别是旗装的影响十分广泛，近在天子眼前的天津卫自然是首当其冲。
天津爷们儿长袍马褂不离身
天津爷们儿的衣着打扮基本上承袭了旗装的特征，长袍马褂不离身，体面大方。
长袍穿着随不同季节有单、夹、棉之分，式样有大襟、对襟、琵琶襟等，面料颜色以蓝色、绀色最显得气派。为了行动起坐方便，一般长袍是要开衩的，普通人的长袍只能开两个衩，而有皇族血统的贵族允许开四个衩。公众场合穿着的长袍另配有“马蹄袖”。马蹄袖又名“箭袖”，袖口展平后形如马蹄状，因而得名。它系连在长袍的袖端，长可过手背。清代中叶，带马蹄袖的长袍已逐渐成为专门的礼服。平日里男子们穿平袖的便服，或是把马蹄袖挽起来，而出门办公差、拜见长辈或要员、喜庆吉日等场合中行礼时，则必须穿有马蹄袖的长袍。
体面的天津男人穿长袍必定要配马褂。马褂之名源于满族人骑马时穿的短衣，它穿在长袍的外边，所以又有外褂的名称。马褂的颜色以石青、绀青和黑色为主，一般情况下马褂的颜色要深于长袍的颜色。旧时衣着穿戴也受到流行趋势影响，清初时天蓝色的马褂非常抢眼，乾隆年间则以玫瑰紫为佳，到晚清人们又热衷于深绛色。进入民国，浅灰、浅驼色则成为马褂的流行色。对襟马褂是礼服，大襟马褂供日常穿用。马褂的袖口平齐而宽大，领口、袖口处常常镶有滚边，滚边的多少反映了人的贫富与身份。
天津男人对坎肩情有独钟
天津男人对坎肩是情有独钟的。坎肩紧身而轻薄，最初是穿在上衣里面的，清中叶以后逐渐形成外穿的风俗。民国年间，在西方服装文化影响下，传统的坎肩被改良并与笔挺的西装搭配在一起，一直传至今天。
生活拮据的穷哥们终日为生计奔波，何谈长袍马蹄袖，他们常穿名叫“一裹圆”的袍子。一裹圆囫囵如筒不开衩，讲究不多。辛亥革命以后，串胡同的小贩、跑码头的苦工等体力劳动者更为注重衣着的实用性，一件半长不短的袄，一条肥肥大大的缅裆裤，一副绑腿带子就足够了。这样的短打扮，干起活来又快又麻利。
“瓜皮帽”“两道脸”和“零碎儿”
辛亥革命之前，大部分天津男人戴六瓣合缝的“瓜皮帽”，天津俗称“帽翅儿”。到了冬天，老爷子们在瓜皮帽外再戴一顶“观音兜”御寒。商人喜欢戴“将军盔”或无顶的“帽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上各款帽子依旧流行，而体力劳动者或贩夫在寒冬则戴上了毡帽。在天津，有文化的男子及洋行、公司、商号里的职员们较为讲求仪表，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夏天，他们戴着一种名谓“面斗儿”的凉帽，软木胎，硬帽檐，以欧式款型的最为时髦。冬季，他们戴的是西式的有中缝儿的皮帽子。春秋季节一顶顶细毡宽檐的美式礼帽又扣在了这些男人的头上。
天津有句俗话说，脚上没鞋穷半截。鞋在天津男子服饰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晚清以来，天津男人脚上的鞋子就如同为生活奔忙的步伐，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男人们原来在春秋天穿的传统“两道脸”布鞋或缎子面鞋，逐渐被长脸圆口布鞋和短脸尖口布鞋取代。稍后，买卖人爱穿的短脸鞋又有了高档的呢面皮底的新款式。干体力活的人则穿是“靸鞋”。
冬天，大多数男子穿家做的“骆驼鞍儿”棉鞋，店家、伙计及老年人习惯穿“大云儿”棉鞋，而体力劳动者常穿“毡窝儿”或草鞋。
正统的穿着外，日子过得舒坦的老少爷们还携带有不少与生活点滴相关的佩饰，天津人叫“零碎儿”。长袍外的腰带或右腋下的疙瘩襻处常见有荷包、火镰、牙签、耳勺、眼镜盒等。这些小物件在佩饰习俗的层面之外，又常常显示着主人的富有。
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庞杂随意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后，西洋服饰渐入，身着西装的各色洋人走在长袍、马褂、缅裆裤的人群中，让天津人瞠目结舌。
晚清时，天津效仿洋人穿西装的越来越多，正如《清朝续文献通考》中所说：“欧风东渐，翩翩少年多有易装以炫者。”进入民国，男装西化的步伐开始加速。1912年10月，经参议院讨论，男女礼服的规定颁布：“男女礼服分为两种，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式礼服，常礼服则被分为中式与西式两种。
民国初，天津男服令人眼花缭乱，长袍马褂、西装革履、中山装混杂熙攘，有趣的是不乏中西服饰随意搭配的人，上衣西服，下身大裆裤，还绑着腿带子。1912年9月8日《大公报》有言：“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装与西装一道被天津人认同，家境好的男人们常常备有一两套洋服，以示维新。与此同时，学生或职员们也穿上了锃亮的三接头皮鞋，非常引人注目。
天津女性裙装花色繁多
清代天津女子的服饰基本上沿袭明时旧制，上衣着袄衫，下配束裙，或在外面加一件较长的坎肩。在清中后期，普通百姓家的女子已不再苛求束裙，平日穿着宽松肥大的衣裤，服饰色彩以湖蓝、桃红、大红为主。
女子外出串亲戚或赶上节庆喜日子都要找出最心爱的丝绸“逛衣”穿上，打扮漂亮了上街才有面子，天津俗话说“显摆显摆”。衣裙的式样从对襟、大襟、琵琶襟到绣花、洋印花等，花色繁多。
女装之美主要彰显在她们飘逸的裙子间。裙子的款式有百褶裙、凤尾裙、栏杆裙、响铃裙、马面裙等，五颜六色，其中尤以红色为贵。百褶裙沿袭自明代，至清末，天津女子将裙幅用线交叉串联起来，形成了漂亮的鱼鳞百褶裙，收张自如，使女子平添了靓丽。
有一首《竹枝词》说：“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单夹弗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有鱼鳞百褶裙。”
从镶滚花边看女子家境
传统衣裙上镶滚花边是天津女装一大特色。镶滚之习在清初时仅限于襟边、袖端，多为点缀，且多为素色。到了咸丰、同治年间，镶滚风俗大为盛行，多道繁复，从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乃至十八镶十八滚，另外还有“牡丹带子”、“盘金间绣”等花色，可谓不厌其烦。一件成衣镶滚的花费，有时要高于衣料数倍。因此通过镶滚的多寡，可看出着衣女子的家境。
流行镶滚使街市上专售花边栏杆的商号应运而生，如著名的估衣街福盛东洋货栏杆庄等。镶滚花饰的盛行说明丝织染绣技术在天津民间已相当成熟。镶滚花饰费工耗时，结实耐久，绸缎衣料磨损了，可花边依旧完美如新，这也常常给日后衣服的拆改带来了难度。
清末民初裤子逐渐取代裙装
清末民初，天津女装变得短小起来，下身除穿裙子之外，裤子的式样也从大裤管向小裤筒转变，并在裤口镶有花饰。天津女子还曾一度将裙子套在裤子外面，人称此打扮为“裤裙”。约从光绪年间开始，天津女子越来越发觉穿裤子的便利，裙装随之减少。
20世纪20年代，天津女装由前朝长可过膝的款式逐渐缩短，衣袖加肥，下摆呈弧线形，俗称“元宝气儿”。
裙装盛行的时候，天津女子所束腰带在上衣里面。腰带是用丝线编织的，两端有流苏装饰。裙子不再流行之后，绣花腰带垂出上衣下摆一尺左右，有的甚至延长至腿边，行走起来十分飘逸。
改良旗袍凸显天津女性之美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天津女性中又开始风行既传统又西化的服装——旗袍。
旗袍本源于满族，而这时的旗袍更多地融入了西方服饰的理念，旗袍的长短，领子的高低有无，特别是腰围的收紧和开衩的高低等，均表现出空前的改良风气。在追求人本与个性思潮的影响下，旗袍的衣袖被废除，衣领变矮，袍身收短，风行多时的镶滚花边一减再减至被视为多余。纽扣取代了传统的盘结扣，没多久揿扣又代替了纽扣。旗袍在后来形成近似紧身背心的形制，让天津女子充分展示着内敛、矜持、优雅、含蓄的东方女性之美。
天津的商人不失时机地借助旗袍美人形象宣传商品。阴丹士林色布曾给老天津人留下过难忘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拥有一件阴丹士林料子的旗袍或逛衣，成为天津女性最高兴、最自豪的事。30年代，阴丹士林的一些宣传广告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天津女性在选购服装面料时的心态。
风行一时的阴丹士林色布
在1936年的阴丹士林年历广告中，画面表现了一位身着阴丹士林粉红色布改良旗袍的少妇，仪态大方地坐在一家绸布庄的柜台前，与站在柜台后的男店员交谈着。
店员问：“很奇怪！何以顾客只选购阴丹士林色布，而不买其它各种色布，王夫人是否要试试别种花布呢？”女士忙答道：“不，不，我只相信阴丹士林色布，因为我自小学生时代即已穿用，确乎炎日暴晒及经久皂洗颜色绝对不变，不愧是世上驰誉最久的不褪色布。”
谈及女子服饰民俗，总让人无法忘却的是那枷锁酷刑般的“三寸金莲”。为金莲所制的鞋子虽然精致，但人们从中体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的隐痛。辛亥革命后大兴放足，天津民间流行的放脚鞋即由此而生。到20世纪30年代，时髦女郎和女艺人已穿上高跟鞋，在灯红酒绿中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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