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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社会的娱乐方式，与民间祈天、酬神等民俗活动相伴而生。后来戏曲形式成熟并独立，有了专门演出场所，戏园业随之在各地盛行开来。
天津还是小县镇的时候，民间演唱戏曲已十分普遍。人们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用土木堆砌戏台，艺人们在露天舞台上表演各种技艺，群众在四周围观。各种小吃摊、茶摊、杂货摊遍布前后左右。戏演人聚，戏散人也散。随着时代演进和社会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不断变异，多样化演出场所日益丰富，从茶园到戏院逐步完善起来。
清道光四年出版的《津门百咏》，有“戏园七处赛京城”之句，作者崔旭在诗后注称：“戏园，起于近年，伶人寓此者五十余家。”据此可断定，清嘉庆末年，起码是道光初年，在天津至少有七座演戏唱曲的固定之所。但这七座戏园具体名称、坐落地点等详细情况，现已无从稽考。研究天津文史的专家追溯天津演出场所时，一般是从四大名园说起。
天津早年四大名园，通常是指光绪初年东门外的庆芳园、鼓楼北的金声园、侯家后的协盛园、大关西的袭胜轩。也有人认为应将庆芳园换成天福园，因证据不足，未被多数人采信。
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天津所有戏园循例停演27个月，直到光绪三年(1877)农历三月初六才恢复演戏。是年五月，上海《申报》刊登发自天津的通讯，使用了天津“四大戏园”的字眼，并逐一记述四大名园开场演戏的盛况。文中说，因为国制被迫停演了27个月，重新开场演戏，使天津百姓“兴高采烈，观者色舞眉飞，盖如久旱逢甘雨也。”于此可知，天津的四大名园，早在同治年间已存在。
国丧后天津四大名园的首场演出，全都客满。重庆班在庆芳园，主角杨月楼唱腔美妙动听，“观客喝彩之声压过伶工唱声”。由景四宝和达子红合作挑班的丰桂班，在协盛园实行绑子、皮黄两下锅，以舞台排场讲究而大受欢迎。以青少年演员为骨干的双凤班，在袭胜轩演出，角色齐整，武功令人称绝，观众喝彩声不绝于耳。从《申报》刊出的通讯得知，四大名园每场演戏七八出，各有独到之处。
按当时京津戏园的行话，一个戏班长期占据一座戏园演戏，称作呆转儿。如果是在多家戏园流动轮演，称作活转儿。1877年四大名园恢复演出后，几个戏班实行的是活转儿。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丰桂班由协盛园转到庆芳园，著名花旦演员一阵风正在台上表演《大神州》，忽然一伙手执兵器的人闯进戏园滋事。园主差人请来督辕武弁，将寻衅者拿获，还收缴铁尺两柄、铁枪一杆。
经讯问得知，这伙人系某衙门的轿班，早先与戏园有某种默契，此次戏园鸣锣开演，对其打点不周，所以借故前来捣乱泄愤。督辕武弁本欲将这伙人带走治罪，戏园老板不愿与其结怨，主动说情开罪，了结事端。
四大名园在天津之所以享名，不光是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各自努力开创独有的特色。诸如庆芳园偏重唱为主的文戏，讲究排场；协盛园突出梆子、皮黄两下锅的特色；袭胜轩则以青少年通力合演武戏吸引爱好者；金声园是以京津大牌名角荟萃、男女同台为号召。
此外，这四家园子还使用优等茶叶，沏出香气袭人的茶水供观众饮用。因此，戏迷宁可舍近求远，也要争相到这几家园子看戏。东局子、大王庄等地的观众，因为路途遥远，常常带着干粮去看戏，看完日场，原地不动接着看晚场。那时晚场戏一般都演到深夜一点多钟。若遇上绅商上户出资烦演某出戏，延时到两三点钟也是常有的事。观众看完戏走回家尽管天已拂晓，却不觉得疲惫。
庚子年(1900)前后，运河淤塞，粮船取消，天津沿河两岸不及先前繁华，对戏园业造成一定影响。又由于清末一些新式戏园相继建立，演戏中心有所改变，四大名园渐渐不如早先红火。(甄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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