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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率文武百官为张自忠举行“权厝”下葬仪式
烈士故居供后世瞻仰
吉鸿昌烈士肖像
1934年11月9日，曾经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总指挥，浴血奋战收复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国民党封锁消息的情况下，一时不被世人所知。不久，英文的《泰晤士报》登出了这一惊人新闻，国内各报也相继做了报道。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市、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直到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
谋划抗日惹怒老蒋
五人小组执行暗杀
和平区花园路上有一所三层小洋楼，又名红楼。吉鸿昌在红楼里筹措经费，搜集武器。可以说，这所红楼是共产党在天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据点。
吉鸿昌在天津积极联络各抗日力量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旗》刊物，通过英、法租界邮局寄往全国各爱国团体及军队，宣传抗日主张，并且秘密与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得其援助，积极筹资购买武器，培训军队骨干，进行一系列反蒋抗日的准备工作。由此引起蒋介石的更加仇恨，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暗杀吉鸿昌。
1934年，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行动。王文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选，可十数天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他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王文突然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随后，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谈之中了解了王文的身份，并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到津不久，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不久，吕一民就在日租界春日街(今和平区河南路)春荣里找到了一名叫杨华庭(又名杨毓珊)的暗娼。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行动。
叛徒泄露会议地点
刺杀未成仍遭拘押
吉鸿昌以红楼为聚会点进行抗日斗争，每至夜晚，寓所三楼的灯光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见到这种情形，即与法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于是，吕一民等白天化装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吉鸿昌有所察觉后，便把聚会点转移至法租界惠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因特务时常跟踪，吉鸿昌又搬到英租界墙子河外牛津别墅(今新华南路庆云里)，并将聚会点转移到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特务的干扰。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匆忙赶往国民饭店，与任应歧、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由于他的座位靠近暖水汀，于是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虽然为了安全起见，会面地点已经由30号换到了45号房，但他哪里知道自己早已经被叛徒出卖了。
陈恭澍获悉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由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由杨华庭弄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将球扔了进去，借找球为名，闯进室内，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文、杨华庭把门接应。陈恭澍最后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正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吉鸿昌的位置，他脱掉棉衣身上只穿了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身亡。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去踢掉其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王文、杨华庭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鸿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吉鸿昌被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
英雄虽故精神永存
民族败类难逃惩罚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鸿昌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号)。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惟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24日，蒋介石密电何应钦将吉鸿昌“就地枪决”。
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人们太多太多的哀痛与沉思和对败类的痛恨。解放后，二吕一直匿居天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终被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同年7月，特务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王文被日特打死。陈恭澍此次幸免一死，逃往重庆，升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后又升为军统上海区区长，1941年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叛蒋投敌。
如今，坐落在花园路的吉鸿昌烈士故居已成为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又在故居对面的一块泰山石上树立起吉鸿昌将军跃马横刀的青铜雕像。这一切，作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骄傲，将永远永远地保存下来，供世人瞻仰。
忍辱负重背负骂名
为民尽忠举国同悲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中国守军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掀开了抗战的新篇章。那时候四十六岁的张自忠，仍担任天津市市长兼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在那段非常时期，张自忠威武而儒雅的形象却是和“汉奸”联系在一起的。
1936年6月，张自忠卸去察省主席职，调任天津市长。张自忠的信条是不干则已，干就干好。一上任，他就不辞辛苦，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收到很大效果。
不过，张自忠作为市长不得不周旋于十九国驻津领事之间，当然其中就会有日本。1937年3月，在全国抗战形势渐浓的情况下，他又率团访问了日本，当时人们的猜测就很多了。其实，访问日本是因为日本天皇的生日，日本人实际上是想邀请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但是宋哲元不愿意去，觉得他一旦到日本，日军就会跟他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在二十九军的将领里面，张自忠比较稳重，想问题很深，适合前往。
尽管在日本的访问，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但是毫无疑问，张自忠在民众的心中，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七七事变”的爆发，全国民众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全民族抗战！而就在这个时候，1937年7月29日早晨，当二十九军全部撤离北平之后，张自忠竟然被留下代理北平市长！其实这也是一个应急办法，北平不能交战否则会毁于炮火，必须有人留下周旋。可这个时候谁也不愿意留下来，于是宋哲元只有留下张自忠。可老百姓看到宣布任命的布告时却无法理解，不少人认为张自忠是“汉奸”。
代理市长第十天，眼看周旋无望，张自忠正式发表声明，辞去代理的所有职务。几经周折，回到天津向家人交待完，离开天津以后，张自忠乘坐货轮从烟台到了济南。此时《大公报》、《国闻周报》依然把他当做汉奸的典型。9月15日，冯玉祥来到济南，他立刻写信给蒋介石，力荐张自忠上前线抗敌。1937年的冬季，张自忠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回到改编后的第五十九军担任代理军长。两个月后，他把突破淮河防线的日军第十三师团赶回南岸，歼敌三千余人，一举稳定淮河局势；三个月后，他再次增援山东临沂，拉开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
1940年5月7日，四十九岁的张自忠亲自带领七十四师，从湖北宜城渡过襄河，第四次奔赴河东战场。日军很快包围了长山。炮弹如雷雨般倾注。张自忠最终没能等到援军的到来。5月21日，天空下着小雨，张自忠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十万群众自发送殡。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据说当时蒋介石是抚柩大恸，从此他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解放后的天津人民为了纪念抗战初期曾任天津市长的抗战烈士张自忠，将海河公园前美丽的道路命名为张自忠路。(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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