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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研究《水经注》的大家，曾写过不少专论。不过，当发现自己有些专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时候，他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这是在他向天津图书馆借阅了馆藏全校本《水经注》之后发生的真实故事。
胡适曾写信给顾廷龙先生，讲述自己向天图借阅全校本《水经注》的经过，他说：“我民国卅五年七月底回到北平。那时傅沅叔(增湘)先生正在大病之后，不能说话、行动。但心神始终很清明，我不敢多惊动他。承他的长公子晋生先生把他家珍藏的残宋刻本《水经注》十一卷有零、孙潜校本十六卷都借给我校勘了。我等到去年(民国卅六年)四月，看见他老人家精神更好了，才敢问他那部“全谢山五校稿”现在何处。沅叔先生记忆力还很好，用大力气说出了“天津”两个字。恰好次日，唐立厂(兰)先生到天津去，我就托他向河北省立图书馆(今天津图书馆)商谐。这部稿本不曾被著录在《直隶省立图书馆书目》里，承馆长井守文先生的好意，在善本书的架上去寻找，居然在灰堆里寻出了一大包，果然是傅沅叔先生在前清末年买到的《全谢山五校水经注》的真本！唐先生把这部稿本带回北平给我看。”1995年顾廷龙将此信内容亲手录副一纸，从北京寄给笔者备查。今谈胡适故事，此信恰好用上。
受胡适委托，唐兰向天图商借全校本《水经注》，经时任馆长井守文同意，于民国卅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借出。一周后，胡适致信井馆长，说：“这两部书(当时还顺便借走馆藏练湖书院本《水经注》一书)都很有用，全校《水经注》尤其可贵。我很盼望先生能允许我多借用一些时候，我当细细作一番校雠的工夫，并写一篇考证的短文。”到了民国卅七年四月，胡适借书已经一年。把书借走这么长时间，这在图书馆确实是一个特例。又过了四个月。到了八月十六日，井馆长致信胡适，催还借书。同月二十一日，胡适回信，说：此书“确系全谢山五校真本，已是天地间仅存之孤本了。拟写一长跋，请允许再留一二个月。”再后来，时局趋于紧张，考虑馆藏善本安全，井馆长指派馆员把书取回。不久，胡适即飞离北平。
经过一年多的细细研究，胡适对天图藏的这部善本书有了全新的认识，颇有收获。他在《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词是伪造的》一文的封面写到：“在卅六年，我已开始承认‘序目’是真的了。我在卅七年以后，始承认‘题词’是真的。此篇主题是错了的。”他又在《<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一文上写到：“此篇是错误的。”一位名望很高的大家，在学术研究上有勇气改正自己的错误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同时，还澄清了郦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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