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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1日清晨，李叔同由丰子恺等学生陪同，最终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将近6年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往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为僧。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民国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界一则引人瞩目的珍奇新闻。
李叔同(下称弘师)却并没有把他出家的事，预先向远在天津的亲属们打过招呼。他们得知这一信息，颇感意外。弘师俗兄李桐冈，曾动员弟媳俞氏夫人前往杭州，劝说丈夫还俗。但由于她一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推说“您不用管了”而作罢。
僧俗两界，虽在生命观念、人生目标上差异甚巨，相互间不忘亲情却是相同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据其次子李端回忆，弘师曾给他来过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他已经当了和尚，让他们一家人也吃斋信佛。还嘱咐他兄弟俩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第二封信是为了给他孙子起名，说他所赐“曾慈”一名，含有纪念孩子祖母王太夫人之意。
亲属们更在惦记着弘师。1926年农历正月初三，弘师在家妻室谢世，俗兄桐冈去信嘱其返津一次。只因“变乱未宁”，弘师暂时未能成行。翌年，桐冈年届六旬，体又欠佳，亟盼能与三弟见上一面。是年4月间，其子圣章，由法国考察教育返回上海。李圣章遵父之嘱，由沪去杭，探望时在那里挂单的三叔，转达了家中人盼他返津团聚的迫切愿望。9月初，弘师致信其俗兄，说是他已决定，将于近期由杭州转道上海返津一次。桐冈于15日复信说：“……得悉弟有意返津，欣慰之至，兹特由邮(局)汇去大洋一百元，望查收后……即刻起身回家，不必游移，是为至要。至居住日期及衣服、谢绝亲友等项事，悉听弟便。”桐冈信中还详细描述了侄儿辈及其他亲属对弘师即将返津的反应：“……收弟信时，适麟玺儿、叔谦女在座，余云汝叔有意回家事极可快，惜需款甚巨，余一时手头拮据，奈何奈何……麟玺闻而雀跃曰：‘儿愿筹此款。’四姑也赞成，拟凑百元……麟玉(按即圣章)亦愿加入拼凑……此等小事，本不必令弟知之，但儿女辈体亲之心，盼叔返津相见之切，聊表孝心，亦可爱也……万望俯念其诚，勿负其意是盼。”遗憾的是，亲属们未能实现与弘师相聚的愿望。据当时在上海见过弘师的浙一师同事姜丹书回忆，弘师天津之行未果，是由于津浦路上发生了战事，道路不宁的缘故。
不只是弘师的亲属，故乡的人们，也时常在想念着他这位名闻中外的乡贤。1937年夏天，弘师在青岛讲学时，天津居士林曾派专人前去迎请，恳求他能来津讲法弘律，以慰乡人对他的思念。岂料时有“七七”事变发生，弘师正带着一批学僧急于南返，不便自行单独北上。如此，他终于失去了返津探亲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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