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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十年(1860)随着天津的开埠，一批外国殖民主义者纷纷云集天津开设洋行。早期洋行和外国人大部分居于旧城的东城墙和东浮桥一带，以宫北大街为多。随着英租界的逐步开发，一批洋行和外国人陆续涌入租界。到同治六年(1867)，短短六七年时间，天津洋行已有17家。
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各国在天津设立的洋行已增至47家之多。据清人张焘在光绪十年(1885)刊行的《津门杂记》卷下记载———“英商”：怡和洋行、仁记洋行、宝顺洋行、广隆洋行、信泰兴洋行、新载生洋行、汇昌洋行、马记洋行、汇丰银行、大英药房、高林洋行、飞龙洋行(以上二行兼售洋货零物)、老德记药房、新沙逊洋行、屈臣药房；“俄商”：阜通洋行、阜昌洋行、益利洋行、顺丰洋行(即萨宝实)、恒顺洋行、贵平洋行、裕顺和洋行；“法商”：启昌洋行、亨达利洋行(兼卖钟表、八音琴、等各色洋货)；“美商”：丰昌洋行。“德商”：信达洋行、世昌洋行、世昌机器行、德昌洋行、森裕洋行(兼卖钟表、玩物)、利顺德洋行、增茂洋行(兼卖零物如亨达利同)、信利洋行。
天津最大的洋行就是英国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开设于1861年，在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上，经营远洋轮船航运和沿海轮船航运、保险及进出口业务。洋行在天津的活动，就是推销鸦片和军火、倾销洋货、掠夺工业原料和土特产品。早期来华的一些洋行，包括所谓英国“皇家四大行”———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都是以贩卖鸦片起家的。贩卖军火的洋行以德国为主，如老牌的德国礼和洋行、禅臣洋行等都是在租界的庇护下与军阀政客公开洽谈军火生意，而不受中国法律的限制和干涉。
海河紫竹林码头的建立，以及“庚子事变”后的军阀混战，都促使天津商业中心南移至今和平路一带，各国洋行纷纷迁移于此。日商在租界开设的洋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有21家；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增至68家。在1937年前后，天津有483家洋行(不包括一般小型日本洋行)，其中有404家设在英租界。
在天津的外国洋行(包括银行)培植了一批为他们服务的买办，先后组成了“广东帮”“宁波帮”。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英商怡和洋行的梁炎卿、英商太古洋行的郑翼之、德商泰来洋行兼道胜银行的王铭槐和英商汇丰银行的吴调卿，号称天津“四大买办”。其中梁炎卿、郑翼之为“广东帮”买办集团的首领，王铭槐和吴调卿为“宁波帮”买办集团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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