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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绳帆影里，六百年天津繁华若梦。
乾隆年间三岔河口一带的景观。
北运河上航运繁忙的景象
燕王朱棣带兵南下跟他远在南京的侄子拼命的时候，天津还不算是座城市。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南征的决心，这位未来的皇帝给这个小渡口取名“天津”。
仗打赢了，朱棣却不想再在“虎踞龙盘”的金陵呆着了(想更好地统治北方领土也好，怕再闻见同门相残的血腥味也罢，反正具体原因他没告诉我)。朱棣把家搬到了大都，顺手又给这儿改了名字，叫北京。
为了在北京城睡觉的时候能安生点儿，朱棣和他的儿子们在天津屯了兵，设了卫；为了能让自己吃上饭(当时北方农业生产的元气还没有恢复)，朱棣又开始踅摸囤粮的地方了。
天津离北京够近，既有四通八达的河道又有临海的港口，足以运粮囤积转运京城。得，就是这儿了。
不知道朱棣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感谢过前人为他做过的铺垫。比如隋炀帝开京杭大运河时留下的底子，以及已被他们家赶回漠北的蒙古铁骑下过的功夫。但他一定很清楚在离京城最近的地方，他需要一个粮仓，一个盐罐和一个钱包。
于是天津卫开始忙了，这一忙就是几百年……
门泊东吴船
水到津门始言商
天津的商业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天津的商业也起于水上运输。
东汉末年，曹操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从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开始，先后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三条运渠，这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河流。华北平原上大大小小300余条河流汇入海河，四通八达的水网河道在当时就已初具规模。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为东征高丽，命令开凿永济渠，“自洛口开渠，达于涿州郡，以通漕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此形成。大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和华北平原诸河水系连成一片，使得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航运之便的天津地区的地位更趋重要。
到了元朝，天津地区因既临海又有运河便利，迅速成为了集海上运输和运河运输于一身的转运港口。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大直沽和三岔河口很快就发展了起来。
公元1282年元朝开通海运，南方的漕粮从刘家港启程，经海上进入海河，在大直沽转运粮食，再通过北运河运入大都。开通海运不到十年，元政府便在大直沽设置了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为此元朝将原先的“直沽寨”重新扩建和改造，建立了海津镇。这也为天津成为数百年来北方商业重镇前的腾飞垫上了最后一块砖。
到了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津所要承担的“南粮北运”任务也更加繁重。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天津地方官负责总督海运，在大直沽兴建能容纳百万石粮食的大型仓储基地。最开始，明朝走的也是元朝“河海并重”的路子，但由于海运货物损失较大，明朝从公元1411年开始积极疏通大运河，用了四年时间终于使杭州到天津、通州的南北水路全线畅通。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15世纪末，每年经天津转输的漕粮已达400万石左右。
天津地区自古就有得天独厚的盐业生产条件，到了明中叶以后，渤海湾西岸盐场逐渐采用晒盐技术，天津地区的盐产量大大增加，且质优价廉。到了清代更是成了芦盐的产销中心，数百年来芦盐一直由天津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天津得河漕、海运和芦盐之利，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商贾的注意力。
据《天津卫志》上记载，明朝中叶的天津自城西北沿河一带遍布大大小小的粮店，南方来的大粮商在此卸货，然后把粮食转卖到北京，其交易规模动辄上百万石。在这些商人中也诞生了天津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天津著名的“八大家”中就有半数是靠贩运粮食起家的。
当时的明朝政府很鼓励商人做买卖，规定每艘漕运船可以夹带二成货物，这一政策大大提升了商人们的利润空间，也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天津商业的发展，天津最早的商业区也由此应运而生。
天津最早的集市和商业区出现于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1435年)，到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1505年)，又增设了十集一市，其中最兴旺的五个集市都集中在城东、北门外河沿一带。集市大大活跃了天津市场，这时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此时的天津，虽然只是一个卫所，但已经具有大都会的雏形了。
天津商业沿河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商业行会集中的锅店街、估衣街、针市街、北大关、缸店街、茶店口、肉市口、粮店街、鱼市、驴市口，都集中在沿河西岸。到了清康熙年间，执行多年的海禁被取消，天津的“运河经济”重新回到了“河海并重”的局面，江南产粮区的漕粮、沿海的芦盐、江南的丝织品沿河海两线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周转集散，天津商业也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随着商业的发展，从事汇兑业务的钱庄在天津应运而生，天津的票号钱庄声名远播大江南北，商业与由它衍生而来的金融业使天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万户买卖声
两河富贵两岸商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天津最早的商业区都集中在运河沿岸。旧时江南来的船，必先经南运河再经三岔河口转北运河运达北京。过往客商和行人，多在这里停留歇息，或者买卖交易，逐渐形成了俗称的马头东街。
从南方来的纤夫、船工和搬运工多数不习北方寒冷的天气，但这些人生活大都贫苦买不起新衣，只有买些旧衣服穿。买卖的人多了，此地逐渐就出现了许多专门卖旧衣服的店铺和摊点，在这里衣服可议价出售。后来这些店铺卖出了名堂，很多外地客商甚至到这里专门批购旧衣，再运回南方销售。这便是“估衣街”的由来。
沿南运河向西便是北大关。清康熙四年，天津钞关移驻于附近的甘露寺一带。当时的钞关主要是负责征收水陆出入货物的税银，每年秋令时节，来往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由于来往人多为方便商旅通行，公元1716年，北大关建起第一座浮桥，因钞关在此，又称钞关浮桥。除了北大关浮桥外，南运河至三岔河口一段上还有院门口和窑洼浮桥。而当时全天津也仅有6座浮桥。南运河一带的繁华由此可见一斑了。
正是因为漕运兴盛，交通便利，北大关至大胡同、估衣街一带才能在几百年时间里一直享誉中国北方，成为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商业街。
除了南运河之外，三岔河口与北运河沿岸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商业发展。作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潞河督运图》画的就是当时三岔河口一带的风貌，从画中可以看出那时两岸的店铺已经相当多了。
三岔河口地区的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妈祖文化。天津的天后宫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从修建时间和规模上看仅次于福建莆田天后宫(建于宋代)，位居全国第二。
妈祖文化给天津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每年到了旧历三月的皇会期间，很多善男信女纷纷来这里烧香还愿，有些甚至是不远数百里而专门赶来的。大量的人流乘船自海河、南北运河而来，使得沿河两岸特别是天后宫周边的宫南、宫北两条街的商家生意兴隆，尤其是餐饮、住宿以及与烧香有关的各个行业，每年的利润都相当惊人。
堪比陶朱富
庄头闲坐说大家
天津靠盐漕两道起家，早年的天津人也靠盐漕致富。天津历史上有“八大家”之称，其中天成号韩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与正兴德穆家祖上都是贩粮起家，而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和益德裕高家则是世代盐商。
从明朝初年到清代中叶，随着天津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天津粮商和盐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大家”之间的摆阔和斗富现象数百年来从未断过。
据史料记载，“八大家”摆阔的手法颇为“讲究”。聘闺女的时候要讲“过嫁妆”，娶媳妇要讲“亮轿”，女儿的陪嫁和男方的彩礼非价值连城，令众人惊羡不可；死人要讲“出大殡”，生孩子“百岁礼”，流水席开三日，停灵七期、诵经七七四十九天是断不能少了的。日常“一饭万金”的场面更是屡见不鲜。
与“大家”们的居所相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竞相攀比和斗富奢靡可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清乾隆年间，大盐商张霖修建了园林住宅问津园(今中山公园一带)，其中曲水回环，堪称津门胜景。其后，另一大盐商查日乾又在南运河南岸修建了水西庄(今芥园附近)。水西庄占地百亩，集各地园林建筑之精华于一身。乾隆皇帝南巡路过天津就曾居住在水西庄，其奢华程度可见一斑。
天津其他“大家”虽不像这两家如此张扬，但也广置深宅大院，其房产遍布旧城、鼓楼东西、宫北大街、估衣街、针市街西头等繁华之地。如天成韩家仅在玉皇阁附近的私宅就达百余间，正兴德穆家和振德黄家在针市街西头、长源杨家在宫北大街也拥有四进、五进的庭院住宅。
到了清朝末年，“八大家”逐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不少“八大家”的子弟后人玩物丧志，沉迷于养花养鸟、斗蟋蟀等。其中振德黄家的五少爷因为斗鹌鹑，转眼间就输掉了祖上传下来的一处大四合院。很多人数年内便耗尽家财，以致家道中落，一生潦倒。
不过在“八大家”中也有一些人潜心艺术，倾力办学，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佳话。天津第一所学校“三取书院”和第二所“问津书院”，就是由长芦盐商支会和盐商查为义捐资设立的。康雍年间的安歧和晚清时期的李善人更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和鉴赏家。(郭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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