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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丰面粉公司
提起天津近代面粉业，首先应提起的就是寿丰面粉公司。早年天津百姓所吃的面粉是用畜力拉石磨磨制而成。清咸丰初年，这种磨坊在津已有800余家。这种面粉称“福地面”，寓吉庆之意。1860年天津开埠后，“洋面”来到天津，物美价廉，对“福地面”冲击很大。曾任海关道台的朱其昂，于光绪四年(1878)在天津紫竹林村创办“贻来牟”火磨制粉厂，开天津机磨面粉之先河。但由于规模小、产量低、经营差，虽然陆续有些小厂开工投产，但大多有始无终。
寿丰前身寿星是天津最早机制面粉厂。
中国近代面粉业1896年始于上海，而后是无锡和哈尔滨。天津近代面粉工业(机制)正式始于1915年，陆续有十几个厂投产，经过多年的竞争，最后只剩下三大面粉厂：寿丰、福星和嘉瑞。其中除嘉瑞售给日本人外，寿丰、福星一直维持到天津解放。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面粉锐减，朱清斋在意租界创办了天津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寿星面粉公司。朱清斋是江苏丹徒人，曾任长芦盐运使。由于资金不足，他找到无锡富商杨味云，但未能如愿。最后与日商三井洋行谈判合作，改名为寿星制粉株式会社。由于处处受日本人挟制，朱清斋异常气愤，但敢怒不敢言，不久因精神错乱而病亡。后其兄朱漪斋、朱翰斋先后进厂。由于有日商背景，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寿星面粉大量积压，业务几乎停顿。此时，曾任长芦盐运使的李宾四，出资还清了三井资金，重组寿星面粉公司。寿星面粉公司由李宾四任经理，佟德夫和朱漪斋任主任。
寿丰公司“桃”牌面粉雄踞华北市场。
从1919年到1923年，寿星厂发展迅速，经营良好。日产量达4000袋，“桃”牌面粉成为天津名牌产品。
1923年，意租界当局以改善环境卫生为借口，强行拆除锅炉，改用电气动力，寿星厂遇到困难。1925年公司停业。佟德夫和三津磨房公会的孙俊卿、杨西园商议，投入资金，更新设备，将公司改组为三津寿丰面粉公司，由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倪幼丹任董事长，孙俊卿任总经理，佟德夫任经理，杨西园任副理。1937年，天津三津寿丰、永年、民丰三个面粉公司合并为天津寿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三厂：原三津寿丰为一厂(总厂)，生产“桃”牌面粉；原三津永年为二厂，生产“鹤鹿”牌面粉；原民丰为三厂，生产“斗”牌面粉。三厂共有新型进口磨粉机66台，日产量可达18000袋，成为华北最大的面粉企业。1936年，公司年产量高达408万多袋。由于质量高、信誉好，“桃”牌面粉雄踞华北市场。在解放前夕的动荡中，天津市民纷纷购存“桃”牌面粉，以求保值。
孙冰如经巧妙周旋，使寿丰公司侥幸保存。
寿丰公司的发展壮大，孙冰如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冰如，字明鉴，天津人。1916年南开中学肄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上海交通银行当练习生。1925年回天津，任金城银行助理。1926年应倪幼丹之聘，任大丰面粉公司总稽核。1929年任三津永年面粉公司襄理。1933年任寿丰面粉公司襄理，1939年任副理，1946年任经理，直到该公司结束。
1937年麦收之时，寿丰公司在津浦、京汉沿线各地收购了五六十万包小麦。但由于抗战爆发，这些小麦有的被日军抢劫，有的被国民党军队强行征用，还有的被代理商趁火打劫吞没掉了。寿丰的生产经营又陷入困境。由于孙冰如与银行关系尚好，又紧急贷了一批款，并通过兴隆银行急购一批澳洲小麦，才得以恢复生产，转危为安。天津沦陷期间，日本人想尽方法，蓄意吞并寿丰公司。经过孙冰如和寿丰公司员工的巧妙周旋，寿丰公司侥幸保存下来。
抗战结束后，由于战乱频仍，货源无法保证，寿丰公司生产时断时续。其时寿丰三厂内驻有国民党警察军队，强行占用库房并存入大量军用物资。该部队阎主任监守自盗，而后又放火灭迹，致使寿丰三厂全部烧毁，寿丰公司元气大伤。
寿丰公司1954年参与了公私合营。
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孙冰如和公司员工拒绝南迁，迎来天津解放。天津解放的第三天，寿丰一厂、二厂就恢复了生产，在当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1952年，寿丰一厂因粉尘爆炸引起大火，使这个新生企业面临空前危机。在天津市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孙冰如率员工创办了兰州寿丰面粉厂。1954年初，先是孙冰如代表寿丰资方与兰州方面签订了公私合营合同，定名为新兰面粉厂。后又将在天津的寿丰二厂，与天津粮食局达成公私合营协议，改名为寿丰制粉厂。至此寿丰面粉公司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孙冰如居住在五大道上，其旧宅是今永定里的临街联排式楼房，为成都道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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