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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第一所官办大型图书馆———直隶省图书馆(即今天津图书馆前身)
在阅报社，民众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报纸，而且不花一分钱。
阅报社和图书馆的相继设立，天津人逐渐养成了读书阅报的习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租界的设立和对外交流的加强，天津民众的思想也逐渐开放。在中国社会即将由清朝进入民国的变革时节，学习西方，关注时事，一系列的新生事物逐渐在津城出现：为方便民众，公共阅报社、图书馆相继设立；接受西方的公务人员休息制度，实行星期日公休；为加强学生身体素质，学校热热闹闹地开展运动会……
清末天津新事物之阅报社，津门设立阅报社中文报纸免费读。
20世纪初期，在清末立宪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开始出现了阅报社，天津的有识之士不甘落后，1905年5月30日《大公报》上刊登《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一文，提出天津也应该效仿北京设立阅报社，以开启民智。文中提到，作为通商大埠的天津，正在创办大量的学校，需要在学校以外开设阅报社让天津人增长知识，提高对时事的关心。
报纸寄西开读报不花钱。
果然，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天津就出现了第一个阅报社。1905年7月5日，天津出现第一个阅报社———益智报社。这个阅报社地点坐落在旧英租界西开织绒厂附近，社内备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新加坡等地的中文报纸以及各种新出的图书，来这里看书的人不收分文。但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不允许在社内从事其他与看报不相关的事情。只是这个阅报社地点有些偏僻，许多人不知道具体地点。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天津开办阅报社已经蔚然成风。1905年7月14日，在河东施馍厂设立日新月报社，并备有报纸30多种，书籍二三十种，该社由王吟笙、张仲岩等人创办，并吸引了杨临齐等人为阅报社捐献报纸和书籍。7月20日，启明阅报社在东马路一品楼东侧设立，后来这个阅报社改为启文阅报社，地点设在天津城东北钞关附近，在这个阅报社，不仅有各种报纸可以阅读，而且还为读报的人准备了茶水。1905年冬天，葛沽镇设立阅报社；1906年1月2日，天津过街设立阅报社；1906年10月28日创办启智阅报社。
以阅报社为发轫，天津人开始养成了读报纸的习惯。
街头设报栏社内办小学，不仅如此，天津启文阅报社还在街头设立阅报栏，在上面粘贴画报，以方便行人阅读。
天津这些有识之士开办阅报社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普及社会教育也成了这些阅报社面临的一个问题。许多阅报社开办以后，还把精力放在青少年的教育普及工作上。天津的第一家阅报社益智阅报社在开办后不久，就办了一所小学，后来因为把主要精力放在开设小学上，就改名为“铸新学社”。之所以更名为“铸新学社”，是因为当时名为益智的团体太多，遂以铸新脑筋、增长新知识为由头，将阅报社的名称更改。除此之外，清末渐渐浓厚的演讲风气也感染天津的阅报社，天津启智阅报社就规定每星期演讲一次，第一次演说的内容就是在当时非常流行的立宪问题。
清末天津新事物之公共图书馆，图书馆里藏书多从此饱学不为难。
19世纪末叶以前，中国的藏书多为私人藏书，并被主人们以种种理由谢绝外人参观。书被束之高阁，书的主人以其藏在家中而自豪，于是，在一些著名的藏书楼，围绕着这些图书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而流传最广的要数宁波天一阁藏书逸事，当年的某位女士为了读到天一阁的书，以嫁到该家为代价，但终其一生，却只能在藏书阁的外面转悠，令今人为之唏嘘不已。到了20世纪初叶，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人们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读书容易了。
虽未占先机规模冠北国。
说起清末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就不能不提到晚清出国考察的几位大臣，这老几位出国转了一通后，在1906年回国后，向清政府提出要开办近代公共事业，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开设公共图书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末天津城出现了公共图书馆。这对于那些买不起书却想读书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特大的喜讯，然而近代公共图书馆成立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此，它标志着近代公共文化事业在天津的诞生。
天津的图书馆虽然不是中国北方最早成立的图书馆，但其规模却在北方独领风骚。当时南方浙江江苏等地纷纷成立了公共图书馆，北京也在1907年开始筹备设立公共图书馆。在这种背景下，敢为天下先的天津人坐不住了，他们也开始筹划在天津成立一个公共图书馆。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运作，直隶图书馆(地点在天津)于1908年6月9日正式开放。开放当天的盛况空前，天津有名的绅商都来到直隶学务公所庆祝。
名人献图书津人读万卷。
古人常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激励人们求学上进，当天津图书馆成立后，当然会有一些关心它的藏书规模。在它正式对外开放的当天，来这里享受免费读书的人们面对着书架上的图书愣住了。而作为设立公共图书馆的首倡者，直隶提学使卢木斋的心情最为复杂，半年前，他以“保存国粹，宣传文化，辅助学校教育，增长社会知识”为名，开始筹建直隶图书馆。这件事情得到了严范孙等人的支持，严还将自己陈列在天津教育品陈列馆1342部图书捐献出来，直隶督署下发了1万余卷图书，提学使司请款专购的12万卷图书，这些图书构成了公共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不久，严范孙先生又捐赠图书1200余部，当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也捐献出不少的图书。
可见，当时直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的馆藏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清末天津新事物之星期日休息，西人周周歇礼拜津人效仿立新规。
现在的人们享受每周双休日，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放假中度过的。那么，星期日公休的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引入天津的呢？当时实行这种制度的是哪些机构？但100多年前的天津人开始接受星期日公休的制度，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是各种学校，后来天津审判厅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可见清末天津城已经接受星期日公休的制度。
洋人休周末羡煞津城人尽管开埠通商后，大量的西方商人涌入天津，但天津人第一次提出有关星期的话题却是在1884年，这一年天津通张焘出版了《津门杂记》一书，在书中，张焘详细介绍西方人星期日公休的情况。一到星期日，西方人就会停止手中的工作，或是与亲朋到郊外闲游，或是到教堂做礼拜，令没有休息日的中国人很是羡慕。张焘还分析了原因，一个人如果经过6天的工作后，精神会非常疲倦，经过一天的休息调整，是劳逸结合的一种好方法，是养生之道。能够认识到星期日休息的优越性，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在与洋行、外国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总督批新规周日不办案当时西方人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在这些学校中都实行星期日休息的制度，慢慢地这种制度也传到中国自办的学校之中。1902年，清政府颁布关于中学和大学的有关章程，明确规定星期日休息。虽然这仅仅限于学校之中，但主管教育事务的学部也逐渐形成了星期日不办公的制度，后来商部(主管经济)和外部(主管外交事务)，以至于最保守的礼部和吏部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
在此影响下，清政府的中枢部门都开始实行星期日公休的制度，在地方上，天津也开始响应这一制度。不过，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是天津审判厅，而且只在天津城内的审判厅实行，周边地区则按照旧例工作。这种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在当时天津城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得通过直隶总督兼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批准才能实行，可能是怕推行这一制度阻力太大，因此，天津周边地区的审判厅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
清末天津新事物之学校运动会，津门学校运动会趣味体育唱主角。
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诞生在天津，随之而来的第一届学校运动会也肇始于津门，当时北洋大学的校内运动会颇为引人注目，在这次运动会上不仅出现了100米栏和接力等7项正规比赛项目，就连接力作为运动会的压轴戏也发轫于此。进入20世纪后，天津的学校体育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自行车赛也成为了比赛项目，在运动会中，还设立了多种趣味体育运动，着实吸引了不少体育爱好者的目光。
拔河掷铅球笑声满校园。
1905年5月27日，风和日丽，位于天津西沽的北洋大学校园里热闹异常。在操场中间聚集了千余名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北洋大学、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天津府中学堂、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新学书院、法汉学堂、普通学堂、电报学堂等12所学校，他们是来参加天津学校运动会的。这是天津各学校的一次大规模的体育盛会，自然也吸引了许多看热闹的观众。
在这一天的比赛中，不仅出现了百米跑、跳高、跳远和撑杆跳等人们已经熟知的体育项目，还出现了一些趣味比赛项目，有拔河、掷铅球、提灯竞走等。令人感到非常有趣的是这些比赛项目的相关竞技规则，如果一旦违反这些规则，代价可谓惨重。对于提灯竞走的运动员，在不违反竞走的基本规则之外，还要特别在意自己手中的灯，如果灯熄灭了，运动就要返回起点，待灯重新点燃后才能出发。这还没什么，对于跳远的选手来说，只能按照个人的实力来确定距离，如果起跳后达不到自己报上去的距离，就会被视为无效，取消比赛资格。而参加闭眼拍球的运动员境遇更惨，不但要保证自己的球不丢失，还要拿到别的球后才能奔向终点。有了这些稀奇古怪的规则，那一天，北洋大学校园内充满了笑声和运动员的遗憾声。
比赛骑洋车看谁蹬得快。
北洋大学组织的学校运动会刚刚落下帷幕，新学书院在一个星期后，又组织了一次运动会，这次的规模也很大，应邀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有北洋大学、北洋西医学堂和老城里的普通学堂等多所学校。
与前次运动会不同的是，这次运动会引入了一个新的体育项目———自行车比赛，此外，还特别设立了一个优胜奖杯，奖励在比赛中最为优秀的选手。自行车在当时还属于高消费的范畴，能够开展自行车比赛项目自然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这也是此次运动会最大的亮点。经过小半天的比赛，最终的赢家是组织者新学书院。该校在许多比赛项目都有选手获得前三名，来自该校的选手陈迭昌在50米、撑杆跳、跳高分别进入前三名，捧走了当天的优胜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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