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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天津文学研究者———作为生养培育了李叔同、曹禺等文学大家的天津，是否有过文学创作。换言之，在整个民国时期，天津的文学创作究竟是沙漠还是绿洲？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政协会上，民国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有幸到会，当茅盾向毛泽东介绍他就是《啼笑因缘》的作者时，他竟矢口否认。可见当年作者都在否认自己的小说为文学。此后过了几年，在一次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会上，武汉大学程千帆教授忽发“奇想”，提出能否在现代文学史中增添两章内容：一章是言情大师张恨水与刘云若，另一章则为武侠巨子还珠楼主与宫白羽。这在当时环境下，无疑是“离经叛道”，因此其他教授在愕然之后，很快便将话题岔了开去。通俗小说别说是写进文学史，即使连讨论一下的必要都没有。
这便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对民国通俗小说的态度。
其实我们如果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便会发现，通俗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出在清末民初。当时随着改良群治之启蒙运动的兴起，中国小说一下子由传统型转为现代型，人们将小说抬到一种空前地位予以推崇。但随着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一度被“救世小说”累坏的读者，此时便一下子投入到了“消闲有趣”的通俗小说的怀抱。民国通俗小说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但可惜的是此时受“五四”影响的一批新的通俗小说作家(以天津作家为代表)尚未崛起，重操此业者大多为晚清遗老遗少，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不免要重蹈民前通俗小说的覆辙。也正因此，它曾遭到“五四”前后一批有责任感的作家的猛烈抨击。
但我们也应看到，“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非但作品带有明显的欧化倾向，而且在小说批评上也往往是用西方的小说观念去观照当时的中国小说。由此可见，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而非如一般所言孰劣之别。只有将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合而视之，相互观照，方能呈现出中国现代小说的完整风貌，这已是今天许多有识者的共识。
民国通俗小说分南北两大阵营，南派以上海为中心，在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曾经着实“热闹”了一番。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筛汰，如今仍列入文坛者，却寥寥无几。而北派则以天津为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当南方已沸沸扬扬之时，天津除了董濯缨、董荫狐、赵焕亭、潘凫公及戴愚庵等几人操觚鬻文外，基本上是一片沉寂。其后随着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的崛起，方才使北派通俗文坛出现转机，很快便与南派分庭抗礼，平分文坛秋色。此后不足几年，随着郑证因、徐春羽、朱贞木、李山野、李燃犀等人的出现，天津的通俗小说遂由北入南，迅速风靡上海文坛，并以质量尚高一筹而使南派作品相形逊色，终将民国通俗小说创作推上辉煌的顶峰。(倪斯霆)
作者简介倪斯霆天津《书报文摘》总编辑，副编审，先后在全国各报刊发表通俗小说研究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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