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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前面已提到过的李圣章(1889-1975)，名麟玉，以字行。他只比其三叔小9岁，叔侄俩是幼年时的伙伴，一起玩过和尚念经等游戏，感情很好。李圣章在留学法国时，曾与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并任秘书。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作为西欧中国留学生组织“国际和平促进会”和留法同学会的秘书，他前往中国代表团驻地，义正词严地论理申辩，最终迫使(当然主要是因为国内由此掀起的“五四”运动的压力)陆徵祥等未敢在有损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任教授或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工业部顾问、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21年后，李圣章与分别10多年的三叔弘一法师接上了关系。其时弘师正驻锡于浙江衢州。他在首次写给侄子的信中，叙述了他此前的人生经历和往后的打算，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弘师传记资料。有南社社员尤墨君，正在将弘师在俗时的作品编成《霜影集》一书，以广流传，弘师嘱尤出版后，寄一册给他的侄子李圣章，说：“圣章为朽人俗家后辈之贤者，以此付彼，聊表纪念也。”以后五六年间，李圣章一直与弘师保持着书信来往，多次给他寄过旅资和请经书款；弘师则为圣章刻过印章，写过佛号和格言辑录《晚晴剩语》等。1927年4月，圣章遵父命到杭州探望弘师时，看到三叔那种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生活，不觉心酸落泪，曾多次劝其还俗，但弘师只说“有机会时回家看看”。
另一个侄子是李晋章(1895-1945)，名麟玺，以字行，桐冈三子。一生在银行界工作。从少年时起，晋章就爱好金石书画，故与其三叔常有艺事方面的交往。1911年，李叔同在津居留期间，曾为时年16岁的李晋章，在扇面上题写过马君武《去国辞》五章中的一章(即误传为李叔同1904年作《书愤》一诗)。还送他一对在南方定烧上有“叔同”二字的白瓷杯。受其三叔之影响，晋章亦爱好戏剧。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曾和周恩来等演过话剧《恩怨缘》。李叔同出家后，很少操刀刻印，需要改换印章时，就请三侄晋章为其镌刻，并夸奖其“篆刻甚佳”。晋章还为其三叔办过购物、转信等不少杂事。而关心弘师动向的俗家亲属和津门师友，还能知道他在佛门中的一些情形，也是因为有晋章跟他联系的缘故。
在弘师的亲属中，较为理解其出家之举的，是他这位三侄李晋章。这是由于晋章自身，就有一定的佛化倾向。他有一禅号曰“雄河居士”。弘师给他写信，就以此禅号称之。弘师曾为他写过“洗心人读经室”额纸一方。并让其补写自跋一段，以“说明此事因缘”。在其亲属中，弘师从三侄那里，找到了谈论佛法的共同语言。1942年10月13日，弘师在泉州圆寂，亲属中惟一书联以挽的，也是他这位三侄。挽联曰：“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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