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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最早的足球队———“辫子足球队”
最早天津球员拖着辫子踢球
20世纪初期，天津新学书院院内，每到下午放学后，总有几个学生拖着长长的辫子，在操场上踢球，慢慢地形成了天津市最早的一支足球队———辫子足球队。据田广武介绍，天津出现足球运动是在1900年以后，当时首先在学堂里面踢球，第一个足球队就是在新学书院成立的，最初是几个学生看到外国士兵的足球比赛，回到学校后练习，日久天长，凑成一个11人的足球队。当时的球员都是身穿长袍马褂，脚穿高统长靴，头上盘着辫子，每每踢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就脱掉长袍马褂，头上的辫子也由于激烈的奔跑从头上滑了下来拖在脖子后，这就是天津最早的足球队———辫子足球队，这个球队是该院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
足球运动在辫子足球队出现之后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几年后，学生们剪掉了辫子，除了新学书院后，北洋大学堂、南开中学堂、官立学堂都有了足球队。从1908年开始，有了几个学堂之间足球的比赛。那时数新学书院的足球队最硬，1909年到1911年，他们曾连续获得了三届冠军。
新学书院足球队里出了几个足球好手，1915年前后的丁煦春、袁庆祥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袁庆祥踢右后卫，脚头特别硬，人们都叫他“袁三响”。他用脚的外侧运球能顺着边线一直踢到前边的右翼，既不出界也不会被人抢走。他踢凌空球一般不超过10米，很少踢高球，有力和准确是他最大的特点。丁煦春是守门员，因为他把大门把得牢固，人们送他个外号叫“铁门丁”。他的基本动作全面娴熟，扑、跌、滚、抢、抱，无所不能。这些人都曾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比赛。袁庆祥还连续保持两届远东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丁煦春得过远东运动会撑杆跳高第一名。
田广武告诉记者，当时学校并不提倡足球运动，只有少数足球爱好者组织起来的球队，利用课余时间、假日勤学苦练，当年这些优秀运动员的锻炼也是非常辛苦的。据那个时代踢过球的黎宗荛大夫曾告诉过田广武，那时不用说在社会上，就是学校里也不提倡足球运动。运动员喜好这项体育运动，就全靠自己琢磨着练习。袁庆祥在学校的时候，买不起足球鞋就穿着布鞋踢，有时把脚踢破了还坚持着练。新学书院有些运动员放假也不回家，凑在一起踢球。虽然当时有的运动员踢得很好，有的比赛踢起来也讲究配合，但是整体而言，那时讲究个人技术，而不重视集体配合，一个人单枪匹马带球从这头带到那头去射门，在比赛中是常见的。
3：0胜英国1：0胜俄国4：0胜世界队
1935年天津队脚踢“世界强队”
1982年，当时全国体育系统准备编修体育文史资料，天津组织了一些过去老球员和裁判员召开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田广武见到了1935年参加比赛的一些老队员，他基本了解了发生在70年前的天津国际赛事。虽然从清末开始，天津的有些球队就与外国球队过招，虽然1921年天津青年会足球队在与法国兵营的比赛中，曾经以9：1的悬殊比分取得胜利，但当时还是输多赢少，被西方人组成的足球队灌四五个球是常事。
但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时在天津具有影响的国际赛事是1930年开始举办的“爱罗鼎杯”国际比赛。这个比赛开始不允许天津的球队参加，后来几经周折，天津的中华队可以参加这项比赛了，但最初参加比赛的成绩并不理想。
当时的中华队以北宁队为班底，并吸收了一些好手。1933年，天津中华队第一次参赛，由于裁判的偏袒，在与英国队进行的决赛中，以1：2告负。1934年，天津中华队又是在决赛中失利，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1935年，天津中华队的机会终于来了。
那年有四支球队报名参加比赛，分别是中华队、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由法、德、瑞典等国联合组成)。首战中华队与英国队对垒，上半场中华队打得有些保守，基本上处于守势，在对方凌厉的进攻面前，门将表现神勇，扑出了多个险球。下半场易边再战，孙思敬多次策动进攻，锋线上的孙福来、孙永泉和姜璐先后破门得分，中华队3：0干脆利落地取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第二场比赛面对打法凶悍的俄国队，中华队全力奋战，场面形成胶着局面，就在半场要结束的时候，中后卫孙思敬在后场带球，刚刚过了中圈弧，孙思敬注意到对方守门员站位靠前，而且后卫位置松散，他拔脚怒射，球直奔对方大门而去，等到对方守门员意识不妙时，球已经应声入网。1：0！下半时开始后，俄国队猛烈反扑，中华队奋力防守，门将在临终场前扑出的一个必进之球，彻底粉碎了俄国队扳平的梦想。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多国联队，依然未能阻挡天津中华队前进的脚步，中华队4：0获胜。
这是天津球队第一次在这种规模的赛事中取得胜利。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陈尔德、刘世藩、刘宝恩、孙雅庭、孙思敬、梁铭宗、姜璐、孙福来、赵启春、孙永福和胡宗益。
在这项赛事中，天津中华队还取得了最后一届的冠军。当时的北宁足球队还参加“万国杯”足球赛，在1936年到1937年的“万国杯”比赛中，北宁足球队在长达半年的双循环比赛中，胜13场平1场，共进33球，以不败的骄人战绩获得了冠军。
南开体育教师执法国际赛事
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举办各种大型国际赛事时，一个令当时南开学子非常熟悉的身影经常会出现在球场上。他就是侯洛荀，南开大学体育教师，1924年大学刚刚毕业就来到了南开学校任教。由于球踢得好，又懂裁判规则，就担任南开大学足球队的教练和裁判。
当许多外国球队参加在天津举行的“爱罗鼎杯”比赛，他就成了这一赛事的中国裁判员。侯洛荀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国球员交流毫无障碍，而且他执法公允，不偏袒中国球队，也不害怕外国球队。在“万国杯”的一次比赛中，北宁队一直领先，当时的对手是法国兵营队，对方输红了眼，中锋带球直奔守门员而去，守门员见势不妙，连忙躲开，法国中锋冲偏了，球踢出界了不说，脑袋还磕在了门柱上，鲜血直流，法国兵营球员队恼羞成怒，愣说是北宁队守门员打破的。侯老见状，进入场内与英国裁判沟通，他将法国兵营队中锋运球路线和撞在柱子上路线勾勒出来，还将北宁守门员躲闪的路线画了出来，在事实面前，最后英国裁判也认定法国中锋的举动与守门员无关。当时观众们叫好声一片，但法国兵营队不肯善罢甘休，在比赛结束后，将守门员抓进东局子兵营。侯老立即给张伯苓校长打电话，通报了这个情况，张伯苓指示侯洛荀以天津体育协进会的名义要人。后来，在张伯苓和侯老的坚决要求下，法国兵营队被迫将北宁守门员释放了。
中国球王天津放哑炮
当时天津不仅举办国际比赛，同时与大连、北京、上海等地的埠际交流也很活跃，在这些比赛中，天津的足球队在大多数场次中都能够取得胜利。这里尤其需要介绍的是中国球王在天津的一段经历。
上海是近代中国足球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足球运动的发展要比天津快一些，并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实力的球队和球员。据田广武介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还出现了被誉为“中国球王”的李惠亭，他在当时的上海东华队踢球。据说，他有一个绝活，就是当本方队员发出角球后，只要他能抢到落点，球就会像着了魔一样地粘在他的脚背上，对方后卫队员很难从他脚下将球抢走，然后，他就会夹着球，转身射门，球必进无疑。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就凭着这手绝活，李惠亭在足球比赛中屡有斩获，并赢得了“中国球王”的美誉。
1928年，李惠亭率领上海东华队参加全国分区的足球比赛，当时迎战东华队的是由新学书院足球队和南开足球队组成的联队。在联队中，来自新学书院足球队的孙思敬司职中后卫，他的防守能力很强，耐力和脚法俱佳，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喂球准确，常常能够在后场发动进攻，出其不意地给对方致命一击。比赛是在英国球场(今新华路体育场)举行的，在孙思敬的严防下，中国球王李惠亭竟然没有得到一次显露拿手好戏的机会，整场比赛下来，他竟然一球未进，“神射手”在津门放了哑炮。
李惠亭虽然未能进球，但孙思敬高超的球艺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孙思敬是中国最好的中后卫，并在比赛结束后，力邀孙思敬去上海踢球。两人还曾经组成中国队到东南亚地区踢球。1931年，孙思敬回到天津，成为赫赫有名的北宁足球队的队长。
“在上世纪50年代，当我与孙老共事的时候，孙老曾经跟我提起他眼中的后卫标准，”田广武先生介绍说，“他认为一个好的后卫，在自己的禁区内一定不能让对方前锋抢到球，这是第一点；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作为一个后卫，在向前场发动进攻时，要把球喂到本方前锋的前面，让前锋在跑动接球，这样就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机会。”后来北宁足球队在日本能够连续四场取得比赛的胜利，与队长孙思敬在后场发动的高质量的进攻是分不开的。
“都说孙思敬的脚法很好，我还不太相信。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冬天，刚刚下完雪，白雪覆盖住了民园的场地，当时孙思敬带着我到民园里踢球，那时民园体育场摆放着大小不同的球门，有时将小球门放在大球门里边，两个球门的门柱之间的距离大约有50厘米左右。孙思敬当时穿着家里自己做的那种布鞋，站在16米开外的地方，把球放在雪地上，每一脚大力射门，球保证能够射入空档中。因此，说他是天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球星一点也不为过。”
当年为嘛五前锋
据田广武介绍，从技术、战术方面来说，足球运动传入天津后，也从不全面向全面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慢到快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期，天津足球运动已经开始摆脱一窝蜂、扎堆的踢法，已经开始有了位置概念，并使用塔式阵型，即所说的两后卫制，在比赛中配合是简单的。从具体位置上说，是一个正写的W形和一个正写的M形。在W形中间位置的是球队的中锋，左突前的是左边锋，右面突前的是右前锋，左侧靠后的是左内锋，右侧靠后的是右内锋；在M形左前方位置的是球队的左前卫，右侧位置的是右前卫，左侧靠后的是左边卫，右侧靠后的是右边卫，靠中间的位置是球队的中后卫。这就形成了五前锋、二中场、三后卫的局面。这种阵形在进攻上很便利，但在防守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当时过于强调位置概念，后卫很少冲到前方助攻，但前锋却经常要到后场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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