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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天津时期”的最后三四年间，国家正处于变者生，守者亡的紧要关头。
1895年，李叔同进入辅仁书院就读。他以饱读经史诗文的优势，加上聪慧颖悟，每次考课作文，只觉得有不尽之思需要写出，往往在一格中书写两字，故有“李双行”之美称。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频频得奖。然甲午战败的痛苦教训、维新思潮的推动，很快使李叔同意识到：“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也。”他决定除了继续精读四书五经，再另行请人家教，学习外语和算术等新学。
李叔同曾以童生资格，连续两年参加天津县学考试，均未被录取入学。在功名路上，他连个进身之始的台阶———秀才的资格都没能获得。原因何在呢？看一看他考卷的内容，即可明白。
1897年第一次参考，李作“策论”的题目为《论废八股兴学论》。文中说：“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若是之萎靡不振乎？而不知其故实由于时文取士一事。……昔时八股之兴，以其阐发圣贤义理，可以使人共明孝悌之大原。至今则以词藻为先，以声调为尚，于圣贤之义理毫无关系……是此不革旧章，变新制，国家又焉能振乎？”“新制者何？”李叔同以为，“莫要于天文地理机汽算学而已”，即所谓新学也。尽管微弱，却也是要求废除八股提倡新学的最早呼声之一。
1898年第二次参考，李叔同作了两篇课卷文章。其一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慨叹国家没有人才。在李看来，所谓中国之大臣，多不学无术而又恬不知耻，让这样的人出使四方，怎能不辱君命，不伤国格呢？想避免这种窘境，最重要的是要通达外洋的“时务”，即新兴的文化科技知识。另一篇题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是一篇谈论如何保护和利用国有资源的文章。文中提出，为了免除“外洋无赖”之欺，“最切者”，莫过于培养自己的矿师；还需采取发行股票、合理征税等经营措施。
如果单纯从文章学上说，曾有“李双行”之称的李叔同之文，自可龙门一跃，顺利过关。阅卷者亦称其文“熟而不俗，清而能腴，笔致秀润”。但李这些文章的题旨，是以新颖的见解，鼓吹新学，倡导变革，不无离经叛道的意味。与儒学考试中代圣人立言的要求，是相去甚远的。以腐儒们的眼光衡量，李之不能入选县学，则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末尾，还有“士以器识为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等语。可见，李叔同在中年后反复强调的这一思想，在其弱冠之前已经形成。
（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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