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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嘉以来的津人碑刻著述中有两部力作，一部是樊彬的《畿辅碑目》，另一部是方若的《校碑随笔》。
樊彬生于嘉庆元年(1796)，八岁丧父，少时即有文名，与邑人梅成栋、董怀新、庆云崔旭、任丘边浴礼、宝坻高继珩相友善。这些人都是知名的文人学者，樊彬在他们中年龄最小，却与他们的才气不相上下，当时许多要人都称赞樊彬“有国士之目”。樊彬屡试京兆不等，先是充当国史馆眷录，继授冀州训导，再迁湖北蕲水县丞，调钟祥县丞，后权知远安、建始等县。告归后，侨寓京师，居贫淡泊，至老精力不衰，所与交往者皆一时好古之士。
樊彬笃嗜金石文学，曾花费极大精力寻访海内碑刻。历代碑刻既是书法艺术的精华，又具有“载史存史证史”的作用，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樊彬生活的年代，虽已有《金石录》、《金石萃编》等多部金石碑版的著录存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不少新发现的碑刻被收录与囊括进去。有感于此，樊彬时刻关注各种碑刻的出土新发现，并且迈开双脚，不辞辛劳，踏遍林间山野，广寻未见著录的金石碑刻，汇集成书，著《畿辅碑目》二卷、《待访碑目》二卷。樊彬在是书自序中谈到了他的动机、感受及《畿辅碑目》、《待访碑目》的内容和体例。他说：“畿辅古刻，散见诸家著述者甚少。而近代出土又时有见闻，其埋弃榛莽间者更不知凡几，不有记载，将使日就掩没，重为可惜。乃即耳目所及之现有碑刻录目汇存，自周至元，凡得一千五百数十种；旧籍所书世鲜传本者，概归待访，附录于后。时独山莫友芝同客京师，善其所为，更冀其仿《关中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之例，编纂成书。”
《畿辅碑目》搜罗的碑刻多乾嘉诸名家所未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大概是在清代未能刊行的缘故，经查，张之洞编纂《书问答问》时并未将《畿辅碑目》列在他的这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之中，而是将晚清赵之谦自刻本《寰宇访碑录补》(先前有孙星衍、刑澍的《寰宇访碑录》)列入其中。不过，据天津学人高凌雯讲，张之洞谓会稽赵之谦刊行《寰宇访碑录补》，什九皆樊彬所辑也。高老先生此话有何依据，或谓赵之谦从哪里得到的《畿辅碑目》钞本，赵究竟从樊彬书中吸取了哪些东西，如今已难以查考。
《校碑随笔》为清末、民国年间方若所慕。该书专论碑刻之版本，记载字画损失的年代以及出土、有佚、禁毁、迁移、真伪等详细情况。全书以明代为序，搜校秦汉至五代碑志凡450品，中附龙门、云峰山等碑目108条，后引历代伪刻56则。北凉以前碑，凡未见前代著录之品，辄刊以全文。考校以古碑缺字之多寡定拓本新旧，又以笔道认真伪，以纸墨别先后，虽一字角之漫漶，开卷披览即能示学者以径途，对鉴定碑刻颇为实用。(章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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