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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升的太阳逐渐扫去了夜的安宁，小商小贩的喧闹又充斥了平静的街道。清扫门面之后，杂货铺的孙老板特意搬出昨天新买的收音机，打开旋钮，一段京东大鼓报播延寿堂的药品广告飘然而出：“调经养血，一元钱。白喉蛾子，一世福，一家乐。”眯缝着眼，听着广告之后的相声，孙老板甚是惬意和满足，因为他是这条街上第一个买收音机的，而且还可以招揽更多的顾客……
已经83岁的李世瑜老人对于听收音机有着特殊的爱好，每天早起必要打开收音机，聆听当天的新闻播报，然后才干别的事情。“我可以说是第一批收音机的听众。20世纪20年代末，天津出现商业广播电台，我家马上买了一台收音机，十几岁的我和家人成了第一批的收音机听众。”
收听广播要登记 每月收费五毛钱
20世纪20年代，很少有人用收音机收听广播，1925年以前，天津还没有一家广播电台。1925年日商义昌洋行(今和平路四面钟)在天津设立了第一座广播电台，但主要是为了推销该行经营的无线电零件，到1927年底，基本没有中国听众。
1927年5月，天津广播电台成立，5月15日正式播音。当时的广播节目有戏曲、曲艺、音乐、新闻、商情及各种讲座。李世瑜告诉记者，这时的广播电台还是以商业和戏曲、曲艺类节目为主，纯新闻的内容非常少。当时，收音机在天津还没有流行，再加上销售价格昂贵———产品均为进口的洋货，少则几十块大洋，多则上千，一般家庭无法承受，属于当时的几“大件”。所以，能够买得起收音机的，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家。
不过，那时听广播可不是免费的，买了收音机后要向无线电局登记，每月要给广播电台交5毛钱(半块大洋)，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天的饭钱。为了认清谁家买了收音机，无线电局在这些人家的门口钉一个木牌，每月派人到家里来敛钱。后来才知道，如果不去登记，照样可以听收音机，根本不用交钱，只不过当时的人比较实在，也不会这样做。好在后来电台多了，这项乱收费“制度”自然就取消了。
开播之前先广告 电台妙招稳赚钱
广播电台出现后，为当时的天津人带来了新奇的享受，另外，大众化的节目也更加适应了一般市民口味。而且，电台的人员非常简单，除了几个技术人员，有两个口齿清楚的人当播音员就可以开张了。其实，这些播音员主要是在节目播放间断期间，播发一些广告，根本不用播新闻。
李世瑜告诉记者，早期的商业广播电台一没有记者，二没有编辑，播音员连放唱片带播广告，与广播站的工作性质大体相当，电台的老板每月都可以获取一笔可观的收入，是新兴行业中赚钱最稳妥的行业。仁昌电台开办的5年中，广告收入累积盈利3万余元。
当时电台播出的广告，多数是药品和绸缎庄、化妆品的广告，电台开播之前都由演员播上一段商品广告。那时京东大鼓刘文斌报播的广告有延寿堂的药品广告：“调经养血，一元钱。白喉蛾子，一世福，一家乐。”同时还介绍天津东马路药店的生乳灵。当时经济大战，也都利用电台宣传商品增加效益，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时，也把演员推上了市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电台的广告一般都与广告社合作，整体或分段承包给广告社，每个时段收费不一。如“六一”广告社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合作，在电台包时间播广告。因为相声收听率高，广告效果特别好。但是，当时电台针对的听众是普通百姓，所以大宗广告轮不到电台播出，像汽车、洋行以及大型商场的广告，基本没有在电台播出过。
相互依托两得利 电台赚钱演员红
早期的广播电台，不但让电台得到了利润，同时也带红了许多曲艺演员。听众在欣赏节目之余，也记下了这些演员的名字，为演员的走红创造了条件。
当时广播电台的节目，绝大部分要靠曲艺演员支撑，几家商业电台给演员丰厚的出场费。一般说来，一个演员和电台签订协议后，每月都要在固定的节目时间到电台现场演出，在演出时段内，还要负责商家的广告播报，许多有名气的演员都在电台中播报过广告。所有的这一切费用，都包含在了演员的演出费中，虽然每月只有几十块钱，但比起没有保障的街头卖艺生活，总算强多了。而电台也从中获得了大笔的广告费，正是各取所需。
旧时的广播电台，不但播出专业演员的节目，而且还允许一些业余曲艺、戏曲爱好者(时称票友)登场亮相，而且对于有一定水平的，也给予相应的报酬。早年间，有位业余票友毛遂自荐到仁昌电台演唱，开始时属于义务，后来电台经理发现这位票友水平颇高，马上开出每月30块钱的酬劳聘请他长期演播，也让没有固定收入的这位票友解了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电台经理还经常邀请一些业余演出团体到电台演播节目，当时青年会合唱团经常在几家电台轮流演唱，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他们。不过，不收费的业余票友从来不给电台播广告，只好劳烦电台自己想辙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仁昌、青年会、中华、东方等广播电台的激烈竞争，不仅让京韵大鼓、单弦、相声、评书等天津原有的曲种为更多观众所熟悉，而且使河南坠子、东北大鼓等流入天津不久的曲种以及京东大鼓、单琴大鼓(即北京琴书)等在天津刚刚形成的曲种家喻户晓，同时也“捧”红了一大批演员。
电台竞争白热化 恩威并施抢演员
电台的广告收入虽然可观，但比起一些利润大户，只能算是小儿科。即使如此，电台之间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争夺广告客源不说，就是演员的争夺上，各家也是打得不可开交。京东大鼓名家刘文斌，差点为了电台的竞争丢了性命。
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生意上的矛盾，“中华”、“仁昌”两个电台抢着让他演唱并报广告。“中华电台”要给他提高播出费在此独家演播，并说要付多出几倍的报酬。刘文斌为讲信义，拒绝了“中华电台”的要求，坚持在“仁昌电台”、“中华电台”两个电台演出，因此引起了双方电台的矛盾和冲突。“中华电台”利用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死刘文斌，他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
这样一来，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他们提议找延寿堂的乐老板商谋对策。乐老板去西北角拜访王三爷(帮会头目)，请求他关照解决。王三爷听罢马上拿起电话向警察局说：“谁想成心闹事……”接着又说了些让他们关照的话，警察局当然答应对这件事给予照顾。后来，刘文斌花钱请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继续在两家电台演唱。
商业广播齐争艳 四大电台正当红
电台广播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很快便被当时的一些商人所看中，纷纷投资这一项目。当时投资商业电台没有太多限制，只要买一些简单的设备，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获得批准即可。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出现了四家商业广播电台：仁昌、青年会、中华、东方广播电台。
1932年，仁昌绸缎庄经理王铭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商业广播电台———“仁昌广播电台”，设于梨栈大街大新绸缎庄楼上，功率仅为10千瓦，台长是仁昌绸缎庄的广告部主任刘家祥。后来迁到长春道庆丰里3号二楼，由广东人洪工程师设计、安装一座50千瓦的发射装置，动用资金2万元。几家电台的设备和布置大同小异，一间播音室，里面有麦克风和几张桌椅板凳，另外几间为发射机房和办公室，设备相当简单。
青年会电台在东马路青年会(今少年宫)三楼上。约在1934年由仁立毛呢厂、东亚毛织厂、正兴德茶庄、盛锡福帽店四家集资2000元设立。电台负责人为青年会主任干事钱仲玫。作为回报，电台为出资的四家企业免费播放广告，4年以后电台即归青年会所有。
1934年夏，上海的中华无线电研究社天津分社所办的中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地址在旧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四经路口美最时洋行的货栈楼上。1935年春，东方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地址在旧法租界二号路(今哈尔滨道)大陆银行货栈楼上。这四家广播电台都是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商业广播电台。
电台捧红曲艺名人
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虽然收音机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买得起的奢侈品，但沿街的买卖铺户却成了积极的拥护者。各电台播送的节目以曲艺为主，从早到晚都有相声、大鼓、单弦、时调、河南坠子等。马路两旁的商店里、街巷的大杂院里，到处都在播放这些曲艺节目：说相声的张寿臣、常连安、小蘑菇；京东大鼓刘文斌；辽宁大鼓马宝山；西河大鼓马增芬；乐亭大鼓王佩臣；河南坠子乔清秀；单弦荣剑尘等演员家喻户晓。他们原来都在南市三不管撂地演唱，最多是在茶楼酒肆演出。自从进入电台，才逐渐声名大噪，登上正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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