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初年，天津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阶层，这就是“寓公”。其实，寓公在3000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了，不过那时的寓公专指失去土地、寄居他国的诸侯。到了1300年前的唐代，寓公又泛指有官吏身份、寄居他乡的人；本地人回原籍居住，是不能算是寓公的。
可是民初天津的寓公就不同了。当时的中国虽号称“民国”，实际上中央政府被不同派系的军阀所控制，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保全自己，先是一批失去权势的晚清皇室贵胄、达官显宦携带巨额财产，来天津租界定居。很快，许多在混战中败绩的军阀，在政争中失利的官僚政客，也纷纷跑到天津租界蛰居，窥测政局变幻，以求东山再起。再加上外国人在背后的操纵，天津一时间成为了北京的政治后院，很多阴谋的策划都是在天津进行的。所以当时的老百姓说：“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
在当年的天津寓公中，有退位的皇帝和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他们日夜梦想复辟。1931年在日本人的策动下，废帝溥仪在黑夜中自海河登上了装有炸药桶的日本汽艇“比治山丸”强闯大沽口(准备阴谋一旦败露就沉船灭口)；然后换乘日本军舰“淡路丸”至营口。不久，伪满洲国便在东三省出笼了。但在这一时期的天津寓公中，更多的还是各系军阀和官僚政客，他们要占到80%以上。后来这些人多半心灰意冷，或以读书、收藏为消遣，或捐助教育，或皈依佛门。像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陆军总长靳云鹏，于1921年组建居士林，重修大悲院，日后军阀孙传芳就是在居士林念经时被刺的。更多的寓公则是投资房地产和工商业，建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小洋楼；这一时期天津城市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不能说与这些人毫无关系。
此外，寓公们高档次的消闲和消费需求，又促进了天津通俗文化和餐饮服务业的发达。总之，形形色色的天津寓公，为那时的天津造就了一个五花八门的社会断面，这种现象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