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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学生三千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召开大会，要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会后，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怒殴章宗祥，“五四”运动爆发。
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炬，天津的学生、工人和爱国商人立即响应，汇成了一股规模空前的革命洪流。天津人民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积极声援山东、福建等地的反帝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八十五年过去了，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人们过多地关注着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著名的历史人物，而在运动初期的一些细节，却为人所忽视。本报记者日前在收集梳理天津“五四”运动史料时，发现在“五四”运动传入天津的最初十天，许多后来在“五四”运动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商人罢市、抵制日货、北京请愿等等都在这几天开始酝酿，为此，本报特梳理出从1919年5月5日到5月14日，这十天的天津“五四”运动日志，以飨读者。
时间：1919年5月5日
地点：北洋大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事件：从报上得知“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大学学生群情激昂，决定致电北京，支持北京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的新闻媒体很快就有所反应，《大公报》和《益世报》纷纷对此进行报道。消息很快传入北洋大学，在这里，有刚刚从北京大学工科并入的学生，学生们读报纸，了解到北京的情况。
《益世报》对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披露，并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火烧赵家楼、怒殴卖国贼的情况；《大公报》则在报道运动过程后，将北京学生沿途散发的传单登在报纸上，传单上的最后几句话让天津的学子群情激愤，“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北洋大学的学生当即决定，致电北京，支持爱国运动。这也是天津最早支持“五四”运动的举动。在致电北京大学时，北洋大学认为“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进行”；在致电北京政府时，北洋大学学生认为北京学生的举动是爱国行为，应该将所拘留的19人释放。
就在北洋大学致电北京的同时，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在5月5日，该校立即召开各班同学代表紧急会议，计划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该校的毕业生刘清扬也赶回母校参加紧急会议，由郭隆真、邓颖超等倡议成立以天津各女校学生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
时间：1919年5月6日
地点：天津旧法租界某学校
事件：天津中等以上十所学校代表集会
正当北洋大学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为声援“五四”运动而奔走呐喊时，5月6日晚，天津官立、私立中等以上10所学校的代表聚会，大家在一起热烈的讨论，为声援北京、追回利权而斗争。
根据会上大致一致通过的决议，先是请求北京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学生，二是一定要追回青岛的利权，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并决定致电北京政府，如果三日得不到回复，派代表进京；联络上海的学校和社会各界，同时声援北京；最后决定派9位代表分别到直隶省教育会、天津总商会、直隶省议会，要求天津组织公民大会，唤起天津民众的注意。
就在天津学生积极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之际，这一天，在天津特一区的一户住宅门口，从车上神色匆匆地走下了几个人，后来人们知道这几个人是曹汝霖的家属。转天，天津保安警察队和侦探员就在曹公馆附近负责保卫工作。
时间：1919年5月7日
地点：南开学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
事件：学生举行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
1919年5月7日，星期三。原本非常热闹的南开学校学生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等事务所门口都悬挂着标语“今日为国耻纪念，停止练习一日”的字样。下午3点，南开学校修身班内，校长张伯苓面对着南开学校的学生，语调激昂地叙说了“五七”国耻日的来历，并告诉大家已经致电北洋政府的总统，要求释放爱国学生。张伯苓校长的讲话被学生们的掌声数次打断。
校长的讲话刚一结束，学生陈尚文、胡纯赞等七人先后上台发表演说，爱国热诚溢于言表。在开会过程中，南开学校的郭春源还用白布大书“五月七日”四个大字，缠在左臂上，对着观众振臂高呼“警醒国魂”、“不忘国耻”。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但与会的同学和老师没有人感到疲倦。
与此同时，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院内，多名学生正在咬破食指，书写“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勿作五分钟之热血”、“勿忘国耻”、“五月七日”等血书，贴在学校的公告栏内。一时间，该校学生的扣针、压发圈等日货都被学生丢弃，大家相约永不使用。
时间：1919年5月8日
地点：天津东马路某元宵铺
事件：两个苦力关于抵制日货的对话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后，连日来，天津媒体的宣传和学生的爱国行动感染了许多普通的天津市民。《益世报》的记者在天津东马路某元宵店里听到了两个身着短衣的苦力的对话，甲说：“兄弟，你知道日本强占我们山东的事情吗？”乙说：“知道啊，但我们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甲说：“听说北京已经开始抵制日货了，要我看，天津也应该这样。”乙说：“这样很好，我不买他的货，他也不能强迫我买。”甲说：“我们两人立志，谁要买一个钱的日本货，不算人类。”乙说：“赞成、赞成。”转天，《益世报》还就此事专门发表了评论，指斥那些高官的爱国热诚尚不如贩夫走卒。
时间：1919年5月9日至5月11日
地点：天津市各学校
事件：北京、山东学生代表抵津，联络力争青岛问题。
青岛问题是本次巴黎和会中关于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山东的学生也非常关心青岛的利权，得知天津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后，山东学生和北京的学生先后来到天津，并与天津各个学校的学生进行接洽，以进一步维护利权。
天津学生也曾要去山东，无奈火车站不能容纳两千人，开往济南的火车被迫停在天津站内，由于已经错过了发车时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发。由于北京爆发的运动引起了各地学生的普遍关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派代表27人，于10日晚抵津，并与转天分赴天津各学校，报告北京目前学生的情况和北京的现状，北京代表受到了天津学生的普遍欢迎，不久，天津派出代表到北京请愿。
时间：1919年5月12日
地点：河北公园
事件：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1000多人参加追悼北大学生郭钦光大会。
天津学生为悼念“五四”运动中捐躯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于1919年5月12日下午2点，在河北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当时，各学校整队进入场内，在举行追悼会的现场，各学校的校长纷纷发表演说，讨论青岛外交问题，并开始酝酿派代表去北京的有关情况。
在各学校举行追悼会时，直隶省的教育厅派人到现场监督，并由天津警察署准备了预备队，形势十分危急。但与会的师生仍然坚持召开追悼会，到下午5点钟散会。后来，天津派出学生代表到北京请愿，即肇始于本次追悼大会。
时间：1919年5月13日
地点：天津某邮局
事件：天津小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公布青岛问题真相。
5月13日天津210所公、私立小学的职员1000余人、16512名小学生，连同天津县劝学所、教育会联合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公布青岛问题真相。在电文中，天津教育界慷慨陈词：“青岛问题，国人共愤。就中真相，传信传疑”，请北京政府就这些问题给国民一个明确答复。
当时农村教员李润吾曾经给《益世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李润吾提到，当他对小学生讲到这次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并主张抵制日货时，当时就有同学将自己使用的日制铅笔捣毁抛弃，并对学生们发誓以后不再使用日货。
时间：1919年5月14日
地点：天津水产学校
事件：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
5月14日下午5点，天津学生联合会在水产学校正式成立。来自新学书院、北洋大学、高等工业学堂、育才中学、南开中学、官立中学、水产学校等代表参加。选举谌志笃、马骏为正副会长。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就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之中，先后组织了学生的请愿活动和致电北京政府等活动，成为当时天津“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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