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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不仅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坚辞“相国”，不受“嵩山四友”，批评“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反对张勋复辟，声讨其为“鲁莽天裂”之行为。此外，徐世昌拒敌伪的利诱和汉奸走狗的游说，拒不出山当傀儡政权的首脑，晚节可风，爱国心诚可见一斑。
自下野之后，从1922年6月开始，徐世昌在天津做寓公，不闻政治，无出山之念，日以诗、书、画自娱，生活无求。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徐世昌声明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本交换山东主权。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督东三省时就已领悟很深，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七·七”事变后的一天，一个汉奸突然到访徐宅———今和平区泰安道，声称：“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即可撤兵。”徐世昌看透了汉奸的卖国动机，以年老婉辞。日寇又不甘心，计划从徐世昌的亲人———胞侄徐一达身上打开突破口。徐一达就职于北京，日特妄想通过他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华北的领袖。并表明“如成交，将北京市长一职给一达君”。徐世昌令徐一达赴上海躲开。
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但遭到拒绝。汉奸金梁等人曾是徐氏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主子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闻之愤然大骂：“你们太浑！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像你们这样，贪于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才算晚节不保呢。”(郭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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