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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管租界叫“外国地”，也就是外国人的地界儿，话说得太实在不过了。好端端的中国地界儿，怎么成了外国人的地界儿了呢？
说来话长。租界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产物，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美三国首先在上海划定了本国侨民的居留地和贸易区，这就是租界出现之始。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被迫开埠。就在开埠的当年，英、法、美三国首先强划了租界；继而是德国和日本，乘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强行在天津划定租界；义和团运动期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发动了侵华战争，在天津设有租界的国家趁机扩张，在天津没有租界的俄、意、奥诸国则趁机强划。比利时没有加入八国联军之列，可这时也把手伸向了天津，在天津划了一块比租界。20世纪初，天津九国租界并立；不久，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天津还有八国租界之设，这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显然是列强妄图中国的缩影。
不过在19世纪中叶，租界的出现首先被打破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所造成的对外封闭状态。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中国人要想学习西方、了解世界，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压迫的状态，往往还借助于租界这个“窗口”。有什么办法呢？在很多时候，文明的传播就是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
“外国地”里的外国人到天津多半是为了做买卖，赚钱，但同时也给了天津特别的机遇，使天津城市蕴藏着的经济火花迸发出来，并开始燃烧，从而开拓了自身延续发展的价值，一越成为“三北”地区的商贸中心，成为一座孕育并承载着发展的城市，近代先进的思想文化也因此在天津得到了升华，城市地位全面提升。
由此使我们想到，走向近代是历史的大潮。无论世界哪个角落，一旦被卷入到这个大潮之中，便不得不改变自己固有的历史架构、价值标准、观念体系和成长模式，而走向全新的动态演进之路。（罗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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