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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既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洋务运动的中心、新军建设中心，又是“新政”中心。徐世昌一手在小站练兵，一手在直隶总督衙门规划“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农务局”、“天津总商会”(商务总会)，通过官府和民间发展天津近代企业。徐世昌协助袁世凯特派周学熙为总办，创办天津“北洋实业”，资本总额高达4260万元，即库平银42万两之多。这不仅雄视北方，而且超过南方张骞的大生资本集团，在全国名列前茅。
辛亥革命前，中国形成以天津为中心的兴办工厂、企业热潮。据统计，直隶工业各局共165个，公立、私立工厂45家。这同徐世昌的提倡、支持、帮助不无关系。至1914年，天津新建各类工厂、企业百余家，稳居全国之首，“天津成为全国新政权舆之地”。
1902年天津设立的“直隶农务总局”和“天津商务总会”是徐世昌等人“北洋新政”的创业基础。他们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劝导直隶、天津的绅士、农民采用西法，“购买先进机器，就地试验，振兴农业”。至1910年，直隶、天津设立32个农业试验场，并且与农业学堂联手，使农业试验、科学种田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促进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走向近代化。而在民间又成立了农会，加强民主化对农业管理的指导，宗旨是“志在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这大大支持了商业、工业、外贸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
辛丑后，进出口贸易漏卮，“以天津为最”，而“讲究工商之业，亦以天津为亟”。由于徐世昌等人通过天津商务总会颁布“商律”，实行“通商惠工”之策，促进了天津商业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发展。“重征洋货厘税”、“广开利源”，旨在“恤商”、“保商”。天津大修金汤桥、旧金刚桥、老龙头铁桥，购地建天津北站，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贴水风潮”，徐世昌等人又采取铸铜元进入市场，使天津人使用铜元率高达78.3%，对天津商业的繁荣、市场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天津以法治商，诸如法制建设之《公司条例》，将《施行细则》、《商人通例》等一并颁行，使津门商业的发展有法可循、有法可依。(郭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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