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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天津新开河的西岸(现志成道33号)，曾有一所著名的政法大专学校———北洋法政学堂。经历了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之后，到解放初期结束为止，该校培养出大批法律、政治、经济、商学等方面的人才。在时间的巨轮不停前进的过程中，它曾六易校名：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天津法政”。在本市河北区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曾学习和战斗在这里……
“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1923年，李大钊参加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建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时如是言……
仿效日本推新政 引领全国新思想
天津文史学家许杏林老人的父亲就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据许杏林介绍，在北洋新政时期，这所学校就坐落在教育中心的河北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袁世凯委任黎渊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负责筹建。当时学堂占地4200平方米，校舍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用豆青条石奠基，砖木结构，墙面是伊奥克尼古典式，校门用拱券式，房檐部有栏杆式女儿墙。这是当时学校建筑的通行形式。
根据史料记载，北洋法政学堂于1906年12月30日启用学堂钤印，1907年8月正式招生，9月2日正式上课。最初学堂设专门科，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学校规制，学制6年(预科3年，本科3年)，本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另设职、绅两班，职班为司法科，绅班为行政科，学制一年半。
法政学堂的创建，是为推行北洋新政，而学科就是讲法求治。所以学堂的教师、受业学生都注重学术的研讨、关心国家的命运。从1907年创建到1937年解散，这所学校一直和进步、革命联系着，李大钊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革命生涯。
法政学堂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出现，比起其他门类的学校来，有着更为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烙印。它不仅仅是教育制度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变革某一侧面的折光掠影。因此，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活跃。作为这个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李大钊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演讲中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
全国首家法政校 清廷钦定做样板
袁世凯之所以要办法政，是因为他认识到要实行立宪，就是需要法政人才。因此他一方面先从革新吏治入手，在其治下先后设置了考验处、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并培训在职与后补的官、幕、佐乃至佐杂人员，扩大他自己的政治实力；另一方面，为了能让更多的官吏清楚地认识新政，他还派遣官绅赴日本考察学习，设立宪政研究会，并以天津为试点，创办自治局、议事会，设立自治研究所，以吸收阅历较多、德高望重的士绅入所听讲。这就是后来的北洋法政学堂之所以设有简易速成科的“职班”与“绅班”的由来。
为了试办正规的法政学堂，以造就佐理新政的人才，袁世凯早在保定就创办了一所直隶法政学堂，并扩大招收名额，吸取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安徽乃至东三省的学子入校学习，借以扩大其政治影响。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所限，保定不如北洋大臣驻扎地的军政中心———天津在政治上的感召力强，而且该学堂所定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的两年修业期限，也很难达到造就法政通才的教育目的。因此，他不得不另起炉灶，参考派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后来的直隶省议会议长)、梁志宸(后来的直隶省议会副议长)等人提出的意见，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定制，在天津另行筹办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法政学堂。
虽然北洋法政学堂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内最后兴办的一所学校，而且比其他专业学校晚很多(比如1902年恢复上课的北洋医学堂、1903年开课的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等)，但它是国内创办最早的法政专门学校，并曾被指定为全国各省同类学校的表率和样板。清政府为了试行创设法政学堂，曾于1906年7月起由学部颁布奏定的《北洋法政学堂章程》，通咨各省照办。
外语数学是选考 预科正科各三年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在1904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与荣庆、张之洞复奏重订学堂章程中所述的“立学宗旨，均以中考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归于纯正”、后来学部所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的主导思想规范下，北洋法政学堂“根据奏定分科大学堂章程，教授高等法律、政治、理财等专门学术，以造就完全政法通材为主旨”。
法政学堂分预科、正科各三年，共修六年毕业。预科就是进入正科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梯，每年招考生200名，必须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要求文理通顺、曾读经史、略具普通知识。入学考试时必考科目为国文、经义、史论各一篇，并且要求考生还要经过日、英、德、法各国语言的考试以及数学笔算考试。由于当时中国对近代新学了解得不多，外语和数学要求就相对较低了，对于那些没有学过外语和数学的学生，这两项成了选考科目。
在预科三年学习结束后，经过考试，将会发给毕业证书，如果想要继续深造，则可继续进入正科学习。正科分政治和法律两门课程，由学生入学之初自由认定。政治科自第二年起，再分成政治与经济两专攻科，法律科至第三年分本国法和国际法两专攻科。三年学习完毕后，除考试已经学完的课目外，还要写一篇自由设题的论文，每篇论文必须在万字以上，并且作为毕业成绩之一。如果考试全部及格，将发给毕业证，不但给一定的“奖学金”，而且还会得到相应的功名。
酱油风潮 对圣谕官规开战
清政府对于一些新式学堂的莘莘学子，总不像对那些循规蹈矩、八股出身的童生举子那样放心。早在1907年12月，慈禧太后即下诏整顿士风，命学部严申学堂禁令定章，“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聚众立会演说等事，否则教员、管理员、督抚、提学使一并惩处。”并命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学堂恭录此旨，悬挂堂上，学堂毕业考试也要将此旨刊录。
北洋法政学堂监督、管理员对此旨自然是诚惶诚恐，对学生严加管束，如为了压制剪发运动，对率先剪发的姓黄的学生给予记过处分。但这些诏谕律令，当时的青年学生并不怎么把它看在眼里，所以不久就因为一件小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有一位浙江学生因不适伙食口味，要求伙房多给一点酱油，没想到却遭拒绝，他就用筷子敲打饭桶，以示不满，结果学校的斋务长严厉地训斥了了他。被骂者因不堪忍受，自己一个人哭泣，引起了同学们的同情，大家准备与校方讲理。没想到，学校的监督说学生是借端闹事，竟呈报藩台衙门，派来兵警多人，包围学校，横加镇压，结果将学生公举的讲理代表八人开除学籍。
1909年12月，直隶提学使司“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所有该学堂之别科归并保定法政学堂，预科归并北京法政学堂，其所设之中学班，全行解散。”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
抗日救亡被解散 解放复校入南开
1928年6月，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改名为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北平大学区；3月，学校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原有各科改称学系；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添设大学部，并且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北洋法政学堂完成了由学堂到大学的转变，从“北洋”、“直隶”再到“河北”专科，共延续了27年。在这段时间里，该校毕业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资深望重的法律、政经、商学的名流专家，被称为“中国第一个会计师”的谢霖、“觉悟社”的潘世纶、东渡时周恩来曾赋诗为之送别的张鸿鹄等人都是该校的学生。
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继续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学校用人也很少门户之见。从上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员、法学专家张友渔同志即曾应聘来校任教。之后，又有共产党员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相继来校任教授、秘书、主任等职。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政治空气非常浓厚，使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
由于在抗日斗争中该校总是冲在最前面，1937年2月，河北省立法政商学院被强行武装解散。
抗战胜利后，因抗日救亡而被强行解散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学校在1947年秋才艰难地组建起来。天津解放后，法商学院教师与其他院校一起，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声明，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1949年3月，军管会通知学校：学院撤销，经济、商学两系同学一同转入南开大学。
学堂也有“大款班”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现在有些学校里设的“大款班”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清末，“大款班”已经在法政学堂出现了。
北洋法政学堂除了正科外，还设有简易科，分绅班和职班两科，修业期间一年半，以适应政法急需人才的需要，只是对超过45岁的人概不收录。绅班即行政科，专收直隶地方士绅，以养成地方自治人士为主，须经府、厅、州、县保送。虽然是地方士绅，一个个大款，而且保送，但也同样要参加入学考试。学校规定，在第一期开学三个月内举行入学考试，应试科目为史论篇，时务策一道。而职班就是司法科，专收外籍有职人员，培养的主要人员就是律师。在第三期考试及格，就算毕业，然后按名次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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