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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富有人家出大殡的场面
旧时天津大户人家出殡时扎的巨型彩棚和“开路将军”。
津门杂记》载：“津郡每遇丧事，辄高搭卷棚，门竖牌楼，开丧受吊。虽在平民，其气象居然大家。每七，延请僧道礼忏诵经。尤重出殡之举，穷奢极侈，过分越礼，且隆而重之曰大殡……一切费用，恒有靡千金者。殷富之户尚不足深惜，其左支右绌、东挪西移者，亦难以屈指计，谓不如是不足为宗族交游光宠……”
箫鼓喧阗车马 盛大殡飞扬十万银
清明又至，又是祭奠亡者的日子。如今的祭奠，已经大不同以往，一束鲜花、一棵绿树，简简单单却寄托哀思无限。人们也不再沿袭陈旧的丧葬习俗，棺椁必重、重殓厚葬、衣襟必多，搭灵棚、行大祭，烧香摆供，披麻戴孝，摔盆抱罐已经随时代远去；互相攀比，大操大办，久停灵，出大殡，收钱受礼，大摆宴席，吹吹打打，陪葬贵重金银等物品的模式也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
旧时的天津办丧事，向来以一掷千金为最终目标，办大丧、出大殡的习气像瘟疫一样蔓延整个津城，“不论商贾与平民，每遇婚丧百事陈。箫鼓喧阗车马盛，衣冠执事一时新。”《津门杂记》中收录的王韫徽的这首描写出大殡的诗，道出了旧时天津极尽奢侈出大殡的风气。
1927年，“八大家”之一“天成号”韩家大肆操办了一场耗资十余万两白银的丧事。“那一年，是我祖父去世，我才14岁。”韩家后人、韩扶生老先生向记者讲述起那次隆重繁琐、花钱如流水的丧事。
一场大殡五十天 茶房精心摆道场
在韩扶生童年的记忆里，瓮声瓮气的诵经声始终贯穿着那场丧事。从棺材停在家中正堂的第一天直到49天后的出大殡结束，念经声就没有停止过。“守灵的时候，念经要有很多次，从晚饭后一直念到深夜，当时我们年纪小，对此十分感兴趣，犹如看戏。”
念经分4种，和尚经、道士经、尼姑经、喇嘛经。“和尚和道士是请来的。”其中，和尚念经的次数最多，具体多少次，韩扶生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每期都有，还有亲友额外送的经。念经的灵棚内，事先由茶房布置好十余面八仙桌、凳子、椅子等摆好道场。
方丈身穿黄色僧衣外披砖墙形纹路的红袈裟，头戴五佛冠，其余20多位僧人分坐两旁，身穿红色僧衣外披红袈裟。“方丈的桌前摆放着招魂铃，其余众僧手持多种乐器：云锣、镲、笙、短管、手鼓等。一边念经，一边奏乐。还时而起身列队环绕，每念到一个阶段时，主僧便站起来摇招魂铃，孝子磕头。”
韩扶生告诉记者：“和尚念的经每次都不同，无论哪种经念到一节，主僧都往空中抛掷铜钱和小馒头，小馒头像小枣一样大小，意思是向贫鬼施舍钱财和食品。传说小馒头能治牙疼，我们这些孩子就扑过去乱抢一通。”
“道士经在家中也念过一次，老道长留长发结，身穿绣花道服，念经不多，以奏乐为主。乐器有短管、笙、笛、手鼓、云锣、钹、镲。”韩扶生至今仍清楚记得，祖父出大殡时专门从北京请来喇嘛念经，喇嘛们光头穿着黄色袈裟，念的是藏经文，谁也不懂。他们的乐器也特殊，大铜喇叭很长，前面由小喇嘛提着，接近地面，后面吹，声音低沉，犹如西乐中的大管。至于送殡时的尼姑经，未听到念经，她们只是双手合十，目不斜视，态度庄重地走在队伍中央。
院内天棚搭两座 一为灵堂一待客
韩扶生祖父的灵堂布置在院子里的天棚内，宴客则在客厅的天棚内，两座天棚都挂满了蓝色的奠幛和白色挽联。这些奠幛和挽联不少是知名书法家所写，一条条挂起来好像开书法展。“最醒目的一副挽联是祖父的外甥华世奎亲笔所书。”韩扶生70多年来都不曾忘记，是因为极为喜欢华世奎的字。上联是“大富非富大贫非贫撒手成空何物带将身后去”，下联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回头一笑凡人都在梦中忙”。
下午的时候，祭客前来吊祭，一跨入大门就有童子“呜伊呀喔……呀喔伊喔”地唱，一路都是童声高亢，不绝于耳，此起彼伏，形成一种无序的大合唱。来到二门，敲钟一响，二门大开，乐声奏起，祭客进门先看到的就是灵台。“灵台搭在祭案之前，是一个很低的小平台，用雕花木栏杆围起，上面铺着地毯，中间放一蓝色方垫，再盖上一面红毯，恐怕祭客忌讳素色。但大多数祭客为了表示亲近，都揭去红毯跪拜。”韩扶生说，此时孝子们就在幛幕内叩首致谢，祭客上百人，叩首近千，真累坏了跪在白色蒲团上的男女孝子们，成了“磕头虫”！
前院客厅的天棚内很早就摆下20多张大圆桌，每桌的菜品都是天津菜四盘八大碗，饮酒随意。吃完一批，撤去残席再摆上另一批，成了“流水席”。
开路小鬼彩纸 扎出殡队伍二里长
天成号韩家出殡最为讲究，仪仗队伍长达2里多地，棺罩停在海河西岸家门口的马路上，最前队已排到了官银号(东北城角)。
韩扶生清楚地记得，殡仪开头是纸扎彩面目狰狞的开路小鬼，还有“方弼”“方相”两个纸扎的巨大纸人将军，持幡谱的执事列在两旁，红绸铭旌(红绸布扎彩“大座”)上面有扁形字曰“请封朝议大夫韩十三公讳荫桓字义舟之铭旌”。
“这只是大座中的一个，另外还有5个大座，是花亭、炉亭、香亭、影亭和家庙。前五座都是花彩装饰而成，四人抬高亭大座，影亭悬挂着我祖父的画像，家庙是一座木制小房涂深色油漆，原来放在祖先堂中，出殡时将已‘点主’的神位请入家庙中加入殡队。”
据韩扶生回忆，每个大座之间分列两行16人的持幡谱执事，而且幡谱颜色不同，各大座之间分别有和尚、老道、尼姑和喇嘛念经奏乐，步行送殡。音乐队有大吹、小吹、铜乐队分别奏乐。
孝男孝女排长队 穿街而行撒铜钱
从正堂移动棺木开始，由长子摔瓦盆，这时哭声大作，长子肩负着魂幡左手持哭丧棒跪拜后，引路将棺木抬入棺罩，顿时哭声震天。
“殡仪中最主要的是棺罩，两大红色横杠上架放着盖有红锦缎的棺木，外罩豪华绣大龙棺罩。”韩扶生说，抬棺罩者两队各64人，他们身穿蓝色白点服装，头戴独羚帽，由领班人指挥，手握响木发信号换肩，另外还有64人分别在棺罩两旁随行，身穿黑色白点服装。棺罩之前由长子带领两弟在棺罩前大哭引路，孝子们全由两名茶房架肩缓行，哭声泪水鼻涕齐流，以表其孝。
送殡行列中，身穿孝服的韩家男人以亲疏远近排队，轻孝者在前，重孝者在后，(服孝越重，越接近棺罩)。外姓亲戚如姑爷穿漂白布大褂排列在前，其他不穿孝服的亲朋走在穿孝服之前，这一方阵排列在棺罩前面，全是步行男性。方阵两旁有每行32人的素衣童子手举雪柳(白色树形)“护卫”方阵中人，形成一片雪白。另外又有两名茶房手举长铁扦穿着的大量白色纸钱向空中抛撒。迷信说法是向穷鬼们舍钱。
女性送殡人全在棺罩之后，最接近棺罩的是韩扶生的祖母，重孝独坐在二人抬小轿内，其次是长媳、二媳、三媳、长女、次女，每人一顶小白轿。随后是其他轻孝韩姓妇孺坐五人马车。马车是四轮双马玻璃门窗西式马车。
韩家在东北角早已预先搭起一座祭棚，棺罩行至此停下来接受棚内人的祭奠，随后继续前进。出殡列队一路由海河西岸大口韩家宅门外，行经狮子林桥口，大胡同南口，官银号，北马路北门，直到北大关为止。这支队伍浩浩荡荡穿街而行，韩家人还向围观的人们撒铜钱，一时争抢者甚多，导致交通堵塞。
这种丧礼太奢靡
“这样的丧礼实在是奢靡之至，我的父亲痛恨这种依仗财势的生活，他常教育我们要崇尚科学、破除封建迷信、废除腐旧习俗，尤其反对出大殡，连送花圈他都觉得是‘劳民伤财，贻害社会’。”韩扶生的父亲曾戏言：“我死后谁若是给我出殡或送花圈，我就回来找他算账！”
1977年，韩扶生的父亲91岁高龄故去后，儿女遵遗嘱不出殡、不接受祭吊的花圈等物，只是将遗体送往火葬场火葬。“我这次说出韩家出大殡的形式，并不是鼓吹陋俗，只是想为《城市快报》珍贵的天津600年专版、为天津的历史留下一些资料。在我百年之后，也绝不接受任何祭奠物和仪式，我只希望将遗体火化。”韩扶生老先生向本报表明了他遵家严遗训、彻底改变殡葬陋习的决定。
送殡百余人 排场比显贵 乞丐也要出大殡
1884年到1898年间，上海出了一本8页的薄画册———《点石斋画报》，描绘天津出殡的图画很多，从中不难见当时天津丧葬的习俗。
《丐头出殡》一图描写：天津有一个乞丐头，平时游手好闲，但能雄霸一方。他病死后，群丐为他大办丧事，聚资请来僧道仪仗，后面丐子丐孙麻衣如雪，执绋步行，多达百余人。沿街还设有路祭，其排场比得上达官贵人。只是这些乞丐的衣服还是那么褴褛龌龊，脸色还是那么黝黑。观看出殡的人很多，无不嗤之以鼻。
丐头出殡如此排场，大户人家的更是气派。《草偶显灵》一图描写天津梁氏营造墓田，极其奢侈，旁边还建有房舍，也很宏伟。
讣告登报纸葬礼不诵经 革陋俗势必然
大出殡的社会现象，引起当时天津有识之士的关注，很多人受西方殡葬文化影响，提出了丧葬改革措施，并积极倡导，身体力行。
这场丧葬改革的先导，就是在报纸上登载现代讣告。古代报丧多用书面形式，称“讣告”或“讣闻”，由专人送达。1905年天津《大公报》首先登载一则《讣闻登报》的消息，这是一种介绍性的宣传文字。文中说：“讣闻登报，外国习以为常，近日华报亦屡屡见之，可谓输入文明之现象也。”作为一种“输入文明”的举措，1906年4月7日，《大公报》登出天津金融家严信厚的讣闻，这也是天津的第一份现代讣告的实例。可以看出，当时的天津在接受新事物改变社会风俗方面的行动是非常快的。
天津甲辰科最末一位状元叫刘春霖，受的虽然是传统的科举教育，但在1907年也同样采用文明办法，为其妻举办了简单丧礼。葬礼不请僧道诵经，不用纸糊楼库，原定于初六发引，因当日大雨，于是改为初七。对于这样的举措，尤其是下葬日子改期，引起社会议论，乡党毁誉参半。《大公报》以《丧仪文明》为题报道：“中国婚丧礼仪，每掺杂以种种迷信之陋习，故有志之士多有倡议改良者，然锢蔽已深，骤难更变。今刘殿撰(刘春霖)能毅然行之，殊堪佩服，特志之以为世俗劝。”
这种丧葬改良之风，为天津繁杂的丧葬活动带来一丝革新的气象，尤其在一些有知识的开明阶层很快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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