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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的南市街
《天津通志》载：“1902年5月14日，都统衙门将南门外一地段准给新设的大广公司垫地盖房，减直出租……”这就是“南市”。但是，它最早出现的时候，天津卫的老少爷们都叫它“三不管”……
一个“三不管”名字俩说法
常听老人们说：“这‘三不管’啊，时间长了，没有人知道这个称呼的来历了。但就像很多知名的地方一样，留下了种种传说。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一种说法是：乱葬岗子(随便埋死人)没人管、打架斗殴没人管、坑蒙拐骗没人管；另一种说法是：这块大洼在天津城区以南，法、日租界的西北，三地对这块租界地发生的案件都推诿不管，因而叫‘三不管’。”
据史料记载，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前，天津的繁华区在马头(北大关)一带，所以清代人的诗文中就有“繁华要数估衣街，宫南宫北市亦佳”的说法。侯家后一带，茶楼、戏院、酒馆、饭庄、澡堂、妓院密集，是当时天津的游乐场所，被称为“销金锅子”。1900年，八国联军与义和团作战，宫南北大街、估衣街一带，成了一片焦土，城墙也被拆毁。天津海河两岸的外国租界地，竟达到了八个。大关河沿、侯家后、北门外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一落千丈。
王仁安的《天津政俗沿革记》上说：“南门外一望荒凉，向多积水。自庚子(1900)后，外人租借地逼至东南(城)角及海河东岸，歌楼酒肆，丛错其间。”当时，在“东兴市场”原址附近那片洼地(约百余亩)，就逐渐形成了低俗露天游乐场所。包括在大洼里“撂地”的，有卖大力丸和假药、卖“折箩”(饭馆剩菜剩饭)小吃的、剃头打辫子的、拉洋片的、摆茶摊的，等等。在“撂档子”当中，首推四大生意，行话叫：“金、批、彩、挂”，依次就是“相面”(算卦)、说书(唱戏)、戏法(魔术)、打把式(卖艺)的。这些生意最早是在盐运衙门对岸，相当于现在估衣街东口(文化街西口对面)那片空地上，以后延续到北大关以东的南运河南岸。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就都挪到大洼来了。随着天津整个市区的繁荣发展，“三不管”的范围日益扩大，后来就成了“南市”。
日扩租界地催生“三不管”
据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海岩介绍，南市的出现与日租界的扩张有关。
20世纪初，该地区的大部分还被水坑所覆盖着，本地人称其为“城南洼”。1900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借着军事占领天津之势，强行把租界扩大到天津城的南城墙根，也将城南洼划入扩展界内。由于清政府和列强的反对，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03年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将该地区有条件地退还给中国政府，主要条件就是日本政府保留将来重新将整个地区划入租界的权利。
就是这项保留条件使该地出现了政治管辖的真空。尽管当时日本驻津领事已经照会中国地方政府，将该地区的“一切行政警察之权，退还中国政府自治”，但是无论清末还是民国时期，天津地方政府从没有对该地区实施任何有效的管理，使这片地区成为“失控地区”，天津人形象地称之为“三不管”。对“三不管”含义的不同解释告诉我们，正是清末政治的动荡以及城市行政管理权的分裂，才使得在政治夹缝地带生成这种特殊的区域。
刘海岩告诉记者：“尽管民国时期该地区已经派驻警察实施管理，尽管也有了‘南市’这样一个正式名称，但是该地区已经形成‘失控’的边缘区，在口头上人们仍称其为‘三不管’。而且，在民间的话语系统中，‘三不管’成了对城市边缘区的一种形象的称谓。”
夹缝少干预露天娱乐场
南市由于地处老城区和租界的交界处，交通又比较便利，从而成为城市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各种因素的汇集地。民国初年，越来越多的清朝贵族、军阀、官僚聚居租界。但是，租界内适合他们的商业、娱乐行业的缺乏以及租界法规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到租界以外寻求享乐的空间。地处两界夹缝，中外当局都无法干预的南市，正是他们的首选之地。民国初年，这里又成了遗老遗少和军阀投资的热点。以饭店、戏院、澡堂为主的商业、娱乐业建筑大量出现，使得南市成了华人上层娱乐、社交的中心。他们大都居住在租界或老城区，南市成了他们享乐、挥霍的地方。
刘海岩告诉记者，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寓公时代的完结和法租界劝业场商业中心的形成，南市的许多大饭庄等日益萧条。然而，位于南市中心，作为大众商业文化中心的露天娱乐场仍然保持着繁荣，只是随着建筑物的增多，其面积越来越小。到了上世纪30年代，这里被就称作“老三不管”了。
逛过“三不管”才识天津味
南市地方不算大，却是三教九流、“耍巴人儿”活跃的地方。原来侯家后有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三不管”似乎成为天津的下层商业和大众文化的中心。有人评论说，就发展速度而言，“三不管”可称华北第一，它成为天津最大的平民娱乐场和江湖艺人的根据地，凡是到过天津的人都知道有个“三不管”。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逛过“三不管”的人，等于没有到过天津；只有逛过三不管，才算是真正领略了当时大部分天津人的生活品位。
游客大多是平民 娱乐休闲种类杂
南市集中了天津的茶园、戏院、饭馆、旅店、鞋帽服装、糕点糖果、大烟馆等等店铺，而东兴市场附近(原大洼)仍然保存了“三不管”的原貌，是江湖艺人“撂档子”的地方，像练武场(如“霸州李”，即武林名师李文贞一家)、摔跤场、大力丸(如高大楞)、打弹弓和说书清唱的，应有尽有。
“三不管”地处城市中心，又有电车从附近通过，每天流动人口的数量相当大，尤其是在城市里谋生的“单身汉”和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成为主要的光顾者。那里的地摊商业主要服务对象就是社会下层，摆列着破烂裤褂的估衣摊子、售卖各种日用小物品的杂货摊、剃头的挑子、卖野药者、“拔牙”的野医、耍把势卖“大力丸”的，可谓三步一摊，五步一桌。
又说又练卖药丸 射头精准打弹弓
昔日这块地盘上可谓是五花八门，什么行业都有。现在仅仅选两个场景就足以领略昔日南市的热闹景象。
场景一：卖大力丸提到卖大力丸，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流传很广的一段相声：“说不练，那叫贼把势。光练不说，那叫傻把势！连盒带药，连工带料，你吃了我的大力丸，你让刀砍着、斧剁着、车轧着、马趟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艺术里带着娱乐，让人捧腹，而生活中，却有多少心酸。听老人讲，这些在南市“撂地儿”的“大力丸”卖主的“标准装备”就是一些自残的家伙，群众们看着满身鲜血的卖主、他那吃完“药”后坚强的表情，都会相信他卖的大力丸能够保一家老小的平安。列位，你要问了：“什么药这么神奇？”其实呀，这些“大力丸”只不过是吃不死也治不好的“红薯面丸子”。
场景二：打弹弓只见人圈儿当中一人，一手抛出花生米大小的子儿，然后抬手一弓，准确地将其射落。这就是当时南市的艺人孙玉清，以打弹弓绝活出名。此人更绝的是“回头望月”———向后抬起左脚，在脚后跟儿上搁一玻璃杯，杯上放一铜板，铜板上再放一个小土块，然后弯腰搭弓，侧身将土块打碎，而玻璃杯与铜板动也不动。弹到土块碎，拥挤不动的人群中立刻爆发出阵阵喝彩之声。
人来人往终白日灯红酒绿映夜空
一般的城市边缘区娱乐业只是白天热闹，晚上各种演出和地摊商业便会收摊停业，即使北方最有名气的北京天桥也是如此。然而“三不管”的营业却从早到晚，整日不辍。除了外地的游客整天来往不断外，本地游“三不管”者也多有规律。早晨游“三不管”的多是来自附近地区乡间的农民，清晨进城谋生，闲暇到“三不管”游逛；午后光顾者多为无事闲游的市民；到了夜晚，劳累一日的工人、小贩、小商人便来到“三不管”寻求娱乐，以解脱终日劳累和烦恼。晚上的“三不管”歌厅、舞厅样样繁华，青楼、娼妓十分活跃，明的暗的，好的坏的，都无时无刻不产生着巨大的诱惑。往往劳累一天的收入，会在这里变成短时的兴奋……
由“三不管”到南市，该地日趋繁华，地皮价涨。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的岳父荣源、江西督军李纯等人都在这里低价买进土地，建房出租。从现在的“荣业大街”、“东兴大街”，还可看出与“荣业房产公司”(荣源等人所有)、“东兴经租处”(李纯所有)的密切关系。在这些人的经营下，南市这个小地方，最多时曾有20多家大小饭馆，十几家影剧(曲艺)院。白天这里人来人往，叫买叫卖。入夜灯红酒绿，锣鼓喧天，喧闹之声通宵不绝于耳……
老城几多“三不管”？
刘海岩告诉记者，“三不管”还有一种新的含义，即专指边缘区的露天大众文化场所，根据这个定义，天津有多处“三不管”。除了南市这个远近闻名的“三不管”，老天津卫还有几个类似的地区，比如“地道外”和“谦德庄”。
据了解，“地道外”位于老龙头车站以东，铁路线以外。20世纪初，铁路车站和货场占用了大量耕地，迫使村民放弃耕作，转而组织脚行，以在车站、货场搬运为生。铁路运输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众多人口向车站附近聚居谋生。1918年，该地区举派代表要求铁路局修筑穿越铁路的“地道”，以便交通来往。1923年，一条半地下状的道路从铁路下面穿过，当时称其为“地道”，于是也就有了“地道外”这一称呼。20世纪30年代是地道外的兴盛时期。与南市“三不管”不同的是，每天中午过后，“地道外”的露天市场才逐渐热闹起来。但由于公共设施极差，晚上没有任何公共照明设施，所以一到傍晚6时，太阳落山，各种大众娱乐和地摊市场便都宣告结束。
“谦德庄”位于英、德租界以南。这一地区直至民国初年还是荒僻之地。谦德庄和英租界相毗邻，与豪华建筑密集的马场道仅仅是一路相隔，相形之下，宛若天上地下两个世界。这里基本没有任何有效的基础设施和起码的市政管理，既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清道夫，住户的垃圾和污水，到处泼洒。公共卫生的恶劣状况导致环境严重污染，尤其一到春天，走进谦德庄，便“立刻觉得有一股子怪味，说臭不是臭，说臊不是臊，足以令人呕吐”。和走进南市“三不管”一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上堆积如山的秽土，游人在秽土上来来往往，尘土飞扬，空气浑浊不堪。
除了这些地区以外，还有若干规模较小的边缘区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区，诸如老城西南角一带。这些边缘区往往与中心城区有一定距离，但又不太远，原有居民不多、警察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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