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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志载：“崇祯十七年，人染异病，十丧八九，亲友不敢相吊，俗传为探头病。”青报记者遍访史家，探源——
探头病 天津最早的疫情
据史料记载，天津在明末就曾经发生大规模瘟疫，这种被称为“探头病”的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清天津卫志中记载——“探头病为一探头即染病而死也”。专家分析，当时的探头病传染性极强，而且应该是一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由此可见，人类和瘟疫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1644年流行“探头病”
“崇祯十七年，人染异病，十丧八九，亲友不敢相吊，俗传为探头病。”上引自清(康熙)天津卫志四卷(四)卷三灾疫。
据知名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南炳文教授了解，这是史书中，天津建卫以来最早的瘟疫记载。南教授告诉记者，天津1404年建卫，由于众多历史原因，建卫前期史料罕缺，许多当时民情、社会、经济记载几近空白，而这次瘟疫的记载却反映了一些史实。
对瘟疫的记载并不鲜见，我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大疫。而此次发生在天津的瘟疫却异常厉害。在清天津卫志中清楚的记着——“探头病为一探头即染病而死也”。
“探头病”也是呼吸道传染病
对于瘟疫，史料文献中有记载说：一户人家刚刚有人因瘟疫死亡，入夜，两个贼入门盗窃。进屋后，一人在梁上，一人在梁下，等梁上的贼看完地形，再喊梁下的贼时，梁下的贼已经断气。曹树基教授认为，这个记载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反映了当时探头病等瘟疫的传染性之强。
“探头病，一探头就倒地而死。”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它肯定是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天津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刘公望教授认为。
根据刘教授分析，古人在很早的时期就对传染病有一定的认识了，不过古代没有传染病这个名称，而叫做疫气、疠气、天行、时气、鬼注等，很多的是根据其病发症状而得名的，例如，探头病、大头瘟等。
刘教授说，一般来说，相对于普通疾病，传染病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传到周围健康的人，结果使得许多人在很短时间内被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患者要么不治而亡，要么康复。
而根据探头病的病发状况，可以肯定它就是传染性疾病，并且通过飞沫等在空气中传播。“从这些病发症状来看，探头病和现在的非典有些相似。”据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然而历史上瘟疫肆虐的流行期，也是战胜瘟疫的中医著作出现的高峰期。
人染疾病十丧八九
“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
一份清代档案记载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从此文记载中，可窥见瘟疫对当时天津卫人口的毁灭性打击。
史料记载：人染疾病，十丧八九。那么当时天津卫因此病死了多少人，史料中未有记载。对此，曹树基教授认为，当时天津至少有5万至10万人因此病死亡，而这个比例约占当时天津卫人口的一半。
曹树基，著名史学家，现任复旦大学地理和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中国社会史及近代人口颇有研究，并有多本著作。研究并发表《明代后期华北地区瘟疫》。作为最早研究明清时期瘟疫的学者，曹教授颇有发言权。由于相关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当时人口数量，因此对于瘟疫对人口数量影响在学术界尚有争论，而占主流的是曹树基教授的研究。
曹教授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指出，因为当时的太仓、通州人口有史料记载，由于天津卫当时与以上两地区类似，根据此推算，当时天津城市人口大约在10万至20万之间。
虽然当时史料记载：人染异病，十丧八九，但并不能因此判定当时死亡人数。按照汉语语言习惯，这句话的引申涵义有两个：一种解释是，在发病疫区内，人口十有八九死亡，这个比例并不包括非疫区的人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十丧八九是指得了此病的人十有八九会死亡。对此，曹教授分析，根据当时华北瘟疫情况以及医疗水平等，此次瘟疫会造成一半人口死亡，也就是说有5万至10万人死于此次瘟疫。
战乱灾疫结伴来
从时间上分析，当时天津所发生的探头病也恰逢明代崇祯十七年。崇祯年间明朝气数已尽，而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更是个多事之秋。华北地区乃至全国发生大面积瘟疫，同时清朝铁蹄入关。另外，农民起义军也从山西往全国进发。
曹教授分析认为，明代后期至末年，中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从万历帝到崇祯帝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多次发生特大旱灾。特大旱灾本身既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生态环境。万历和崇祯年间北方又两次发生持续数年的瘟疫大流行。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北京发生的瘟疫，使全城人口的死亡率超过40%。
史料记载，明朝天津巡抚骆养性将天津的鼠疫流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斯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
这是对1644年天津流行探头病的史料解答之一。但对于这个史料的记载也存在争议，曹树基教授认为既然是李自成的大军带来的，那么文献中为何不见李自成部队大批非战斗减员的记载？
曹树基认为，明末崇祯年间的灾荒和瘟疫大流行，对明王朝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灾荒不但造成国力匮乏、人口死亡，而且直接导致了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瘟疫造成人口锐减，无法征兵，社会生产力暴跌；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不但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秩序，而且加快了瘟疫的流行，尤其在城市的流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瘟疫蔓延的链条。
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大规模战争之后必有瘟疫，这是饱受战乱之苦的劳动人民都晓得的常识。据此分析，探头病应该是战乱纷纷的大军流动作战的产物。
明代就有隔离措施
因年代久远，对探头病等瘟疫的防治措施并没有史料记载。曹树基教授认为，根据他的研究，古代人们防疫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逃亡，即从城市逃到乡村；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现在仍然采用的隔离措施了。
据了解，隔离措施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疫，染疫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到了15世纪，就有规定外来船舶需在海港停留40天，进行检疫。
一些专家分析，受当时医疗水平所限，明末天津卫民间郎中并不多，并且当时对传染病了解尚浅。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爆发后，人们最初会无所防备，当发现身边的人染病爆毙，便由懵懵无知变得恐惧，在发现医治无效时，便开始了逃疫之路。
而另一方面，当人们认识到传染病爆发后，就开始采取措施，对病人实施隔离。曹教授分析说，当时的隔离可以分为不到疫区的自我隔离和到疫区后的强制性隔离。按照史料记载：亲友不能相吊，也就是说当发现传染病例死亡后，其亲友不能吊丧；如果有人不知道是传染病，还去探望的，回来后一般会被村里百姓隔离。先将此人关到村外寺庙或者空房中，不允许其进村子，然后有人专门送饭。
除了隔离以外，民间采取的措施只有消极的迷信做法了。一般人不懂得疫病流行的道理，以为鬼神在作怪，便画符来避免，这些在史料中有所记载。
现在看来，当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时，政府的行为尤其重要。那么当时的明朝朝廷有何举动呢？曹教授分析说，瘟疫或者其他灾害发生后，当时明朝廷无非就是开仓赈济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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